一首古诗一座城。“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如果说寻找一首古诗作为亳州城市名片的话，非清代桐城派文学家刘开的这首诗莫属。这首七言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清代亳州人广种中药材、中医药文化浓厚的现象。刘开诗成之时，是他到亳州修撰《亳州志》的道光年间。刘开因何到亳州？到亳州做了什么？世人可能还不太清楚。笔者拟结合相关史料探讨刘开来亳的事迹。
亳药花海里的芍花田。（资料图片）张延林 摄
刘开缘何来到亳州
少年成名，对于文人而言是天大的幸运。然而，如果后来不得伸展，“伤仲永”则会成为文人一生的包袱。刘开的生涯恰好经历了这样的起伏。刘开，号孟涂，字明东。据晚清方宗诚《刘孟涂先生墓表》考证，他生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岁时，刘开丧父，母亲吴氏守节，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的刘开，幼年时期甚至以牧牛为生。然而，他对求学的渴望并未因此而熄灭。每当他偶然听到私塾传来的诗文诵读声，都会暗自学习。私塾的老师欣赏他的好学精神，便免费接纳他入学。刘开学习非常刻苦，14岁时，他鼓起勇气结交当时的桐城派名家姚鼐。姚鼐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称赞他的文章“命意遣词俱善，世不可无此议论，亦不可无此文”，并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能够延续桐城派的古文传统。受到姚鼐的赏识后，刘开正式拜他为师，他的学问和名声也由此逐渐传扬开来。
由于家贫，刘开成名后，也走上了塾师的道路。他为人豁达，喜爱交游，与人交往，没有保留。姚莹评价刘开“意趣恢然，未尝有愤世嫉俗不平之气。顾受性刚，有不合则去之不顾，人或始好而中忌之”。由于性格耿直，导致一些人开始对他有好感，最终却转为嫉妒和厌恶。刘开很有气节，当时安徽省一位高官欲招赘刘开，被刘开婉言谢绝。他曾经对好友姚元之说：“我的故乡山水秀美，如果我能有稳定的收入，将母亲接到龙眠、杯渡这些风景如画的地方居住，每晚在她身边朗诵诗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然而，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四处奔波，这真是无奈之举。”
尽管刘开师从姚鼐，但他并未完全拘泥于师承，而是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风格。他主张兼学骈散，不仅要文以载道，还要能“尽百家之美”，“体兼众妙而能事各呈”，在修辞与表达上得功夫。刘开的文学创作涉猎广泛，除了诗歌，还有不少散文、史论与骈文传世。他模仿韩愈《师说》，写了一篇《问说》，曾被选入中学语文文选。《问说》阐明了他主张不以门派、身份、年龄差别，不耻下问、不惧上问、知行合一的思想。
对于清代文人来说，科举考试无疑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更是塑造其人生态度的重要契机。刘开的科举历程与唐寅、蒲松龄、吴敬梓等文人颇为相似，充满了跌宕起伏。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二岁的刘开考中了秀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少年有成。考中之后，刘开与姚莹等桐城文士“酣饮大观亭”。姚莹非常钦慕刘开的才学，以兄长事之。嘉庆十二年（1807年），与姚莹等人一同到金陵参加乡试，姚莹中举，刘开遗憾落榜。嘉庆十三年（1808年），姚莹中了进士，刘开曾作文嘱托做官要“务大体，存小心，有深情，无躁气”。嘉庆十八年（1813年），由于屡试不第，刘开不远千里到北京参加全国规模最大的顺天府试。遗憾的是，精心准备的刘开再次落榜。
回到故乡后，刘开偶遇了从广东做官归来的姚莹。据姚莹回忆，两人交谈间流露出深深的唏嘘之情，相互赋诗以寄托内心的感慨。姚莹感叹：“以黑头为庆，意恐岁月蹉跎，再见发将白也。”想来依照刘开的心境，必定是百味杂陈的。贤弟姚莹不仅中了进士，还做官多年，颇有政声，自己虽然成名更早，却连一个举人也捞不到，满腔热血无处实现。正如一位朋友所言，考试失败固然令人沮丧，但看着昔日同窗在学业上取得骄人成绩，那种心理落差更是难以言喻。此后，刘开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记录。他内心的暗淡与悲苦，从这一点便可窥见一斑。
于是，刘开下定决心，不再执迷科考，要把余生用在游历大好河山上。离京前，他向好友陈用光坦白心迹，“家贫不能不客游，游则恐妨其所学”，今后要“陟嵩、华，登衡、岳，循楚而归东，览西湖、天目之秀”，至于科场功名，随风而去吧！为了养家糊口，刘开在游历的过程中，也开始了从事塾师幕僚的生涯。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至北京，南至广东，还游历了西湖、黄山、泰山等名胜。在广州游历期间，他一度成为蒋励堂的幕僚，为海防、治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也曾多次向阮元上书，希望成为他的幕僚。尽管阮元与他交流文学甚欢，但并未推荐他进入仕途。刘开曾感慨道：“余固好兵、农、刑、政之事，而不甘于记诵辞章者也。”成名因文章，不得志也因文章。
对刘开而言，修撰道光《亳州志》（以下简称《道光志》）是师门的缘分，也是人生的解脱。在清代，参与修志被视为文人的荣耀，诸如戴震、姚鼐、章学诚等前代名儒都曾投身其中。刘开的老师姚鼐更是方志学大家，曾参与编纂《嘉庆江宁府志》等志书，他提出的“纪其地土之实，据以参相校对”的修志理念，强调文献与实地考察的结合，为后世修志树立了典范。道光三年，安徽巡抚陶澍倡修安徽地方志，刘开为他起草了《檄郡县修志文》，指出“化民之要，风土为先。图治之方，志乘为重。”他认为修志不仅有助于了解地方的物产、地理与风俗，更能指导官员因地制宜地施政。
刘开来亳修志，系应亳州知州任寿世之邀。尽管任寿世未有科举功名，却因家境殷实，以监生身份步入仕途，历任徽州、怀宁、蒙城等地方官。在省城怀宁县做县令时，他首倡修缮安徽考棚，得到巡抚陶澍的赏识。此外，他与姚鼐家族交情深厚，姚鼐后人姚谷子曾记载其到访家中，欣赏姚鼐手书的情景。有此背景，他与刘开在省城应早已结缘。
刘开欣然应约，于道光三年抵达亳州。尽管不少资料依据姚元之《刘孟涂传》认定刘开于道光元年（1821年）来亳，但据《道光志》任寿世序言所述，此说有误。“癸未冬，会大中丞陶长沙公有创修省志之举，因延桐城刘孟涂先生主其事。孟涂于学无所不窥，人知其辞章之巨丽，或未知其考据之精核也。”癸未冬即道光三年（1823年）冬。刘开抵亳后，赠诗任寿世，诗中写道：“甘棠旧种皖江滨，五马恩荣荷紫宸。苦县能教成乐国，寒冬到此变阳春。”不仅表达了对任寿世知遇之恩的感激，更明确透露了自己来亳的时间为道光三年冬春之交。查阅《刘孟涂集》，可见刘开在道光三年秋前仍参与南方士人活动，因此不可能早于当年冬来亳。且道光三年方有省府倡导修志之说，若刘开真的在亳近三年而未完成方志，无疑是对其才学的质疑。
刘开在亳修志事略
亳州之行，竟成了刘开的绝笔。作为道光年间安徽修志的主要推动者，刘开被寄予厚望，他满怀憧憬地来到亳州，期望能在此地留下一部传世之作。然而，命运弄人，书仅修至半途，刘开便离世了。任寿世在《道光志》卷首中提及：“越甲申七月，纂辑已过半，而孟涂速先朝露。复与州之贤士大夫续加搜讨，至乙酉八月而全书告成。”大意是甲申七月（1824年），书刚编了一半，刘开就去世了。乙酉年（1825年）八月才编完。也就是说刘开在亳的时间也就是从1823年冬到1824年7月，短短的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虽然《道光志》的完成并非刘开一人之功，但他的影响却显而易见。翻阅全书，可以发现它基本遵循了刘开与陶澍共同制定的修志凡例。全书仅卷一舆地志中保留了刘开的一篇按语，他在此按语中评价亳州：“（亳州）在危时则为群雄角逐之场，在升平则为人物辐辏之地。稽其水陆所至，固淮西一都会也。”这篇按语文采斐然，古今点评相得益彰，与书中其他仅作词语解释的按语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猜测，刘开可能原计划在初稿完成后，仿效《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为全书逐一添加自己的史论。遗憾的是，他的离世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如愿实现。刘开对《道光志》的贡献可谓卓越且深远。第一，他精心制定了编纂体例，并成功搭建起一个以本地士人为主的精英写作班底。第二，他明确了志书的地理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清代的小亳州，而是立足于历史上的大亳州政区，凡是以谯地为治所的政区内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入志。第三，强调实地考察与历史传说的结合。对于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中忽略的本地传说及有争议的历史古迹，刘开不仅进行了深入考证，更将这些内容重新纳入志书，如他针对商都南亳即亳州的论证，洋洋洒洒地撰写了近八千字的《亳都考》，这一研究不仅列举了十四条证据，还以独特的自问自答形式进行了深入辨析，极具学术价值。第四，注重结合编年体与纪传体结合，古代修志修史多拘泥体例，刘开主张结合两体，人物传用纪传，兵事、祥异、沿革要用编年，做成大事纪略的样子，让人一目了然。第五，注重艺文、碑刻的存史价值。刘开修志之时，嘉靖《亳州志》已经在亳州本地失传，只到清末才被人从浙江天一阁藏书中发现刊印。能参考的就是顺治《亳州志》、乾隆五年《亳州志》、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这三部书都较为简略，篇幅最长的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不过20万字。
由于篇幅所限，许多艺文、碑记记载从简，只列存目。刘开深知以修促存的道理，又大量搜集了亳州乡贤的艺文与当地碑刻。第六，统一绘制方志地图与盛景地图，方便后人施政与寻古。之前的亳州志地图简略，《道光志》增加了计里画方的亳州四境分乡详图，小地名更为详细。还绘制了亳州所有古迹盛景的实景图，如东观稼台、希夷故里、泣杖祠等，保存了珍贵的建筑图样，为后人寻古复建提供了依据。
因此，《道光志》突破了以往修志陈陈相因、抄袭前代的习惯，篇幅增加到44万字，分卷清晰，文辞简练，改变了以往志书散乱繁芜的编修状态。《道光志》修撰较为成功，安徽巡抚、学政为之作序，表示希望其他各州县参考借鉴《道光志》，这是亳州地方志中作序官员等级最高的一部志书。
刘开在亳交游广泛
道光《亳州志》收录了刘开在亳的诗文，可以窥知刘开在亳的交游与活动。其中有祭文一篇，诗歌二十五篇。除以上内容外，《刘孟涂集》收录了在亳州的一篇序文，六篇诗文。综合这些文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刘开在亳州的活动。总结来看，刘开在亳州交游广泛，不仅与当地士绅交往密切，而且热爱访古，考察了多处亳州的名胜古迹；如章华台、龙凤沟、希夷故里、神农衣冠冢、咸平寺、朝真门、太清宫、跂鹤园、汤陵、魏武帝故宅、道德中宫与八角台等，留下了文学篇章。
他对曹魏人物与古迹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有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实，明清《亳州志》收录的文稿中，很少有清代亳州籍文人关于曹操的诗文。清廷对曹操全面否定，移出官方祭祀，称赞曹操被认为是“大乖于名教”的出格行为。刘开作为一个外来学者，并未受此影响。他考察过魏武帝故宅，为此作诗一首：“谯东精舍没苍苔，射猎冬春亦壮哉！乱世纷纭谁识主，奸雄猜忌尚怜才。成功天限三分局，飨士风生八角台。知己旧推乔太尉，墓门祭罢泪犹哀。”全诗表达了对曹操的缅怀和敬仰之情，肯定了曹操的谋略、文采与性情。刘开早年还写过一篇《先主得人论》，称赞刘备的品德与用人之道，堪比古代圣人“不下席而天下治者”。在早年写的文学评论《书洛神赋后》中，刘开称赞曹植的文采，却回避了曹操对曹植的影响。这与在亳州写下的曹操诗歌大相径庭。刘开变了，变得有勇气了，敢于像李贽一样离经叛道地肯定曹操。
刘开痴迷于赏花，尤其偏爱牡丹与芍药，赏花之余更常伴以宴会与诗歌酬唱，畅饮作乐成为常态。这些诗篇大多创作于道光四年的春夏之交。以《谯阳观牡丹歌》为例，刘开与亳州文人陈晚香、宋一韩、金瑟仪、戴小麓先后观赏了城西孟家桥的孟园、城东李家渡的李园等地。在《牡丹后歌》中，他同任寿世、陈晚香、任砚香等到城西十八里铺的李氏牡丹园游玩。其中，任砚香不仅是刘开的旧友，还受任寿世之邀前来亳州讲学。在《亳城怀古》中，刘开提及“旧日支园擅佳种”，指的是城北跂鹤园的牡丹。自明代起，亳州文人便以种植珍稀花卉、精通园艺著称，刘开的诗歌不仅赞美了这些美景，更为亳州的中医药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相较于众人喜爱的牡丹，刘开对芍药情有独钟。开篇引用的芍药诗，便是刘开长诗《偕陈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观芍药复作长歌》的前四句。全诗长达三十余句，深入探讨了芍药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及其独特的美感。芍药的花期略迟于牡丹，刘开称赞芍药“一样新妆同国色”。刘开喜赏花，任寿世便送给了他许多花瓶，刘开“室中壁上芍药插遍，晨夕对花”，并为之作诗云：“名花插遍慰天涯，春去何曾冷岁华。遣兴须当行乐地，中年莫负及时花。”表达了慨叹过去，希望珍惜当下，及时行乐的心境。
有句民谚流传甚广：“前不栽芍药，后不栽牡丹”，意指家中养芍药不吉利，因为芍药喜阴，古人认为它会聚集阴气，影响主人的运势。然而，刘开对此似乎并不在意。那时的他已心生退隐之念，感伤别离之情，因此他喃喃自语道：“此来原不负花神。”芍药虽美，但常被牡丹的姿色所掩盖，古人常与牡丹混同，纤细之微，名气迥然，这似乎又预示着刘开的人生逆旅。
刘开去世之谜
刘开在亳不过半载，正值大展宏图之时病逝，让人遗憾不已。姚元之《刘孟涂传》认为刘开因“腹疾委顿，势不起”而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梅曾亮应刘开之子刘继的请求，为刘开妻子撰写《倪孺人墓志铭》， 文中明确提到:“孟涂以文名于时，家贫客游，供养事一委之孺人。能敬礼不怠。1824年七月十四日，孟涂客亳州，暴卒。”将刘开去世的时间精确到道光四年（1824年）七月十四日。
在刘开留下的亳州文稿中，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浸在频繁的夜饮之中，似乎只有在不醉不归的酣畅中，他才能暂时忘却尘世的烦忧。诗文中频频提及酣醉的状态，“此时人心趁花意，痛饮谯阳成盛事。”“我昨痛饮城东边，名园游遍春可怜。”“设宴竟日，即席赋赠。”“客邸生涯唯白酒，岁寒天地易黄昏。”“樽前自云不善饮，谈深转觉杯易空。”“连朝痛饮醉花前，满眼繁华又客筵。”只有连日的高会欢宴，刘开才能排解心中的烦忧与孤独。即便没有文人雅集之时，他往往也要借酒浇愁。
关于刘开在亳州的居住地点，有观点认为他始终居住在咸平寺中。这一推断主要基于清代姚元之《刘孟涂传》中的描述，刘开在临终前指着佛殿金顶对友人说：“视月色中，乃吾去时也。”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刘开在诗文中，曾自述“自州署移入志局”，他的居住地自亳州州署搬到亳州志局。《刘孟涂先生墓表》是刘开后人求方宗诚所作，家人的表述应该是更为准确的，文云：“道光四年闰七月十四日卒于亳州志局，年四十一。”咸平寺与亳州州署相距不远，刘开居住在州署看到佛寺的金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于器重刘开的任寿世而言，让刘开像落魄文人一样栖身佛寺，连连饮宴，也是一件失礼的事。因此，笔者认为，刘开在亳的主要居住地在今州后街附近的州署附近。
关于刘开的死因，方东树《刘君应台暨夫人吴氏合葬墓志铭》（刘开父母的墓志铭）中说刘开：“刺史任君尤所亲善，敬待加礼，相洽甚欢。方以平生游好，最兹称意。忽一日饮刺史署，归而无疾遽卒。”这里点明了刘开的死因。刘开和任寿世非常投机，经常在一起饮酒。有一次在州署饮酒后，就发病去世了。
《刘孟涂集》中有《闰七夕》一诗，诗题下有小序说:“任霁峰太守置酒……因赋二律。”知州任寿世在七夕当天，召集了本州的知名文人在州署的亳州志局饮酒，参与者大多还是志书的编修人员。刘开当时还作了两首诗，说明七夕节时刘开还是健在的。此诗感慨了七夕的美好，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以“广寒尚有神仙侣，碧海年年恨到今”结尾，竟成为刘开绝唱。
推理来看，在七夕这样一个美妙的日子里，知府任寿世不忍刘开寂寞孑然，召集亳州群贤，一起通宵达旦地饮酒作诗。然而刘开积劳成疾，不胜酒力，引发腹疾而死。用一句现代的说法，可能是饮酒过量导致了急性肠胃炎，疼痛而死，正好印证了“腹疾委顿，势不起”的说法。
在方东树所撰的《刘君应台暨夫人吴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描述：“归而无疾遽卒，道光四年七月也。夫人间相惊怛欲绝，而妇倪氏复自经于房，当是时如舟行遇风，猝遭覆没。”刘开死了之后，他的夫人倪氏悲痛过度自杀殉节，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瓦解了，好比行船遇到风浪而颠覆一样。根据墓志记载，倪氏育有两女也夭折了，多亏她的奴婢生下刘开的遗腹子刘继，刘继被其奶奶吴氏抚养长大，也有所成就。还有一个传说，刘开归葬于谯东芍花田。此说有误，据刘开家族墓志来看，刘开应是归葬桐城了。
刘开的人生如同芍花一般，艳丽而短暂，充满了遗憾和怅然。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考证，刘开除《刘孟涂集》四十四卷，还有《周易绪言》《大学正旨》等十余部作品，这些都是他短暂人生中的丰厚成果。大部分遗作被友人姚莹等整理成《刘孟涂集》。
刘开的命运，是清代文人的缩影。在严苛的礼教桎梏下，他们无法自由地挥洒才华、表达思想。要想在仕途上崭露头角，他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科举考试中。无数个含辛茹苦的织机吱吱作响，无数个寒夜暑日的反复煎熬，只为争取那渺茫的机会。读书人的心智在这样的精神煎熬中被煎煮、被拷打，像一盏孤灯，深入漫漫无边的黑夜。刘开生前曾羡慕姚莹，后者虽然成功考中进士并得以为官，但同样未能伸展抱负。在《祭刘明东文》中，姚莹感慨道：“倘幸不亡，竟出而见用，其能不为世骇异而忌嫉摧抑之，俾得竞行其志与否，未可知也。苟求免焉，则脂韦淟涊而已，而君必不能然，则君之不用，岂可云非幸耶？”假若刘开有幸考中做官，一定会因才能被人嫉恨，能否实现抱负也未可知。如果只求仕途，就得圆滑处事，苟且偷安，这必定不是刘开的性格，未入官场或许是对他人格的成全。
无论是公开撰文肯定曹魏，还是在家中养芍花，还是连连酣饮，过去有志于科举的刘开必不为的事，如今失意惆怅的刘开都已经不计较了，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性情与主张。在亳的这半年，是刘开最自由洒脱的时光，也是刘开人生的谢幕演出。刘开的故事终于一场他人书写的葬礼。刘开的个体记忆，他人的评论言说，最终被改造为文字记录下的历史。刘开生前，他向往像人们口中所说的名士那样活着。刘开死后，他确实在人们的记忆里像一个名士活着。在后人的故事里，刘开是享有盛名、人生圆满的人，而生前的所思所感早已经隐入尘烟。
恒心源自囹圄，初心常在归途。赴京赶考失败是一个拐点，此前是自我融入客体的过程，此后是自我觉醒的过程。俗世洪流，站得住脚已经千辛万苦。刘开在一次次挣扎中，最终找到自我，安于本我。刘开的最后几年很像苏轼的经历。一千多年前，苏轼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感慨，“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曾经有着忠君爱国、建功立业的功名心，但越努力离初衷越远，“阁臣”变成了“楚囚”。人生像无法掌握方向的小舟漂流着，但依然坚强地抗争与活着。刘开纵余生于山水，安心于文章传世，想必也受到了苏轼的启发。刘开有诗云，“虚名久已愧南州，自昔登龙忝胜流。苏轼文章惊一见，魏公德量本千秋。”︹《刘孟涂集》后集卷十一︺这表明他为自己被虚名所累、未能真正有所成就而感到愧疚，同时以苏轼、司马光的文学成就为榜样，激励自己的人生前程。
个人不幸创作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仅在桐城，刘开的名字与作品在亳州同样被深深怀念与传颂。每当春夏之交，亳州的万亩芍药花海盛开，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这时刘开的芍药诗便会再度在人们耳边响起，拂过花丛，抚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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