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子”的时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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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

大家都喜欢门对子,讲究书法艺术的自然不少。大书法家书写的门对子,自然成了众人觊觎的对象。传说清代四大书家“成、铁、翁、刘”之中的翁方纲家,每年过年都有春联被人揭走的苦恼,除夕下半天贴上,年初一天明一看,没了,大过年的,没个春联,多扫兴啊。于是就想辙,下年把一副对联剪成两截,除夕下半天贴上半截,念不成句子,自然没人揭了,到了后半夜,再贴上下半截,凑成一副全联,这才免去过年门上没春联的苦恼。还有一个纪晓岚,对付揭对联更有绝招,他家年三十下半天大门上贴出一联,上联“福无双至”,下联“祸不单行”。许多觊觎他家春联的人一看,文字晦气,“呸呸”吐几口唾沫,虽不甘心,也只好走了。天明一看,纪家的门对子长长了,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日行”,很是吉祥——偷门对子的只好自叹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到了晚清民国,对联仍然风行不减。从已知的实例情况看,还是很繁荣的。譬如逝于民国十一年的热河都统、昭武上将军姜桂题,不过是军阀中二流人物,丧礼上收到的挽联尚有一万多幅,包括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也送了挽联。推而测之,那些一流的政界人物或者闻名海内的名家,身后收到的挽联,想必不可胜计矣。这个时期,国学尚称鼎盛,读书人地位尚称尊崇,会撰写对联的人才汗牛充栋,民间风气尚且推崇看重对联的价值。就对联所处时代而言,这个时期似可称为对子的“白银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翻身得解放。掌握了各级政权的工农干部们虽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甚至有不少“大老粗”,但在传统文化的惯性之下,对文化的敬畏感依然存在,知识分子虽经历次“运动”而被一批一批改造,但民间仍然残留着对文化知识的敬重。作为文化形式一种的对子,在民间仍然受到追捧。家世稍好的人家,在堂屋后墙上是要挂幅“中堂对子”的。对子中间的“瓤子”,可以写家训之类的文字,一般为朱子家训或者朱柏庐治家格言——后来多为伟人语录,两边的对子却是非典雅的诗词联语不可。当然,这样的人家所占比例很小,百不及一。一般人家,多在堂屋后墙上贴一张伟人像代替先人神主或者佛龛的。这是平时。但在过年的时候,不管有钱没钱,家家户户对于门对子都是十分重视的,认为门上若没有红红的春联,这个年简直就不能算“过”。偏偏的,那时候没有市场,一般商店里只有红纸、毛笔、墨汁出卖,却没有卖“门对子”成品的。

那个时代,经过了自来水笔几十年的冲击,会写毛笔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体力劳动又受到时代追捧,主动学写毛笔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到了年下,家家户户都需要门对子的时候,会写毛笔字的人愈加凤毛麟角、格外稀少起来。有时候,一个大村子都找不到一个能拎动毛笔的人。偶尔村中残存一两个念过一年半载私学的“私塾把子”,顿时成了“热饽饽”,家家卷了一卷红纸候在门外。乡里乡亲的,又不能收取任何的报酬,书写的人还要贴上墨汁毛笔等一应工具。

那时候墨汁似乎都用“春秋”牌的,几毛钱一瓶,但在收入匮乏的年代,几瓶墨汁也算一笔不小的家庭开支。连着书写,还要花去几天的劳动,换来的无非几句感谢的空话。遇上木讷的爷们儿,连句感谢话也落不到,干脆卷纸走人。还有的村实在找不到会写对子的人,每年的春联就成了苦恼,就听过王小庄王疤瘌这样的人和事:有一年到了腊月二十九,王疤瘌还没找到写对子的人。无奈之下,他买了红纸,自己又不识字,也没有毛笔墨汁一应物件儿,想一想,揭掉做饭的铁锅,拿锅铲子铲下半碗锅灰,用水调和成一碗黑水,把红纸裁成条条块块,用小碗口蘸了锅灰水,仿照对联样式,印成一行行七个圆印儿,贴在门上,远远看去,颇似红纸黑字的对联。就这样,把过年没对子的难题自己解决了。

(责任编辑:bzbs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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