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三年，一对夫妻陪伴几十个孩子走过了小学的最后三年。教室是一座高高的、里面有两根旧明柱的老房子，出门向右是一座更高的、带着更多廊柱的老房子，里面合住着至少两户人家，靠近教室的一侧是这对夫妻的家。那三年，这里也是我们这几十个孩子的家。
丈夫教数学，妻子教语文。在这两栋旧式房屋里，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开始临摹钢笔字帖，学习速算法，每两周写一篇作文，几乎每周做一次数学测试，很多的课外练习……那时，没有现在铺天盖地的教辅，学习资料都是在这对夫妻的家里，丈夫手把手教我们用铁笔在蜡纸上“刻钢板”，然后拿滚轮沾上油墨，一张一张刷出来——这是我们这群孩子最早操控的“先进”机器。当铁笔在钢板上发出轻轻的“吱吱”声，当双手沾满黑、蓝色的油墨，有时蹭到鼻尖、脸颊上，那是同龄人难有的收获，成就感装在心里，贴在脸上，欢笑声充满了我们的家。
也是在这个家里，成绩落后的孩子经常留下补课，不但是无偿的，夫妻俩还会煮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给大家吃。那时候，补课是饱满的、甜滋滋的，是求之不得的待遇！调皮捣蛋的孩子一开始怕他们家访，可是一次、两次、三次家访过后，这些孩子成了大家羡慕的人，因为后果很“严重”：他们更自信了，更自律了，更快乐了！每次写作文，孩子们都憋足了劲儿，希望得到她写的更好的评语，希望她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的荣耀，兴趣的种子就此一点点深入心里。
第二排左三为张巨久老师，右一为蒋鸿宾老师，第四排左四为作者。
那三年，正是刚恢复高考的三年，一个古老而不大的县城里的孩子们，开始有了遥远的憧憬，去省城、去京城的可能取代了上山下乡的现实。那时，学习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大把的时间耽耗在无所事事的玩耍、小城遗传的大嗓门和帮着家里摆摊等活计上，读书只是所有人都喜欢看的、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儿，这对夫妻硬是拉着几十个孩子的手走进了读书的画儿里，并且硬是画出了县城里最美的画儿。
80年代的第一场小升初考试，我们创造了县城的“奇迹”：出了个全县第一名，有超过一半的孩子考进了省重点一中，其他人全部达到了二中的分数线。再后来，有两个孩子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很多人考进了省内外的大学。
三年里，教室调换了几次，但是家一直没搬。记得我常受表扬，有些骄傲。一天放学，这位丈夫把我留了下来。坐在“家”里经常刻钢板的桌子前，他盯着一盏亮着的台灯，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字很讲究，自大一点，就不受欢迎了。人自大就会被孤立，我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有几次都想把手指伸进台灯的电门里。”他的话，我当时听懂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消化几十年至今。
五年级的一天，语文课。他的妻子抱着一大摞作文本走进教室，记得是讲作文《辛勤的园丁》。她边讲课，边流眼泪，大家心里慌慌的，不知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伤心。快下课了，她说，自己要请几天假，去外地看病。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胃一直不好，县城里的医生怀疑她得了胃癌，建议尽快去大医院，她是把这节课当做了“最后一节课”。庆幸的是，检查结果只是普通的胃病。
那群孩子如今都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几十年来，逢年过节都会去看他们。在外地工作的，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不管何时，到了家里，大家依旧像孩子一样。
那位丈夫在十几年前、八十五岁时就离世了，那位妻子在今年年初刚刚走了，九十九岁——本打算给她办百岁寿宴的。那群孩子去送了她一程，她的女儿把他们按照风俗随的份子钱都退了回来，说这是妈妈特意叮嘱的。
他们两人生育了九个孩子，竟仍然“拉扯着”我们这几十个孩子，他们的能量之大该有多么的“爆棚”！
蓦然回首，看到那位丈夫，高高的个子，脸庞黝黑而坚毅，永远笔直的腰杆；那位妻子，白白的皮肤，眼神深邃，面目慈祥，自带笑意。那几间高高的老屋里，一直燃烧着旺旺的炉火，把老旧的墙壁和新鲜的孩子们的脸都照得通红，那是四十几年前这个县城里最红最亮的地方。
丈夫叫张巨久，妻子叫蒋鸿宾，亳县回民一小的老师。他俩都走了，留下我们这群孩子……
永远，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
文章不错，点个赞再走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