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
“你敢信吗？我家的花盆有4000多年历史。”尽管过去了三十多年，每当想起考古队看到“花盆”时吃惊的表情，老毕都会笑得合不上嘴。
老毕叫毕正昌，是蒙城县许疃镇尉迟寺村村民，今年84岁。老毕所说的花盆，就是近期走红网络的“大口陶尊”。
30多年前，在他的引导下，安徽考古研究所顺藤摸瓜，从一个花盆里挖出了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填补了大汶口文化缺少完整聚落的空白，被列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像我家花盆这样的文物，在尉迟寺遗址一共出土了50多件。”如今已是尉迟寺遗址看护员的老毕说。
“原始第一村”是个什么“村”？近日，记者来到蒙城县一探究竟。
大口陶尊，点亮文明之光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可以说是“红得发紫”，文物上的刻画符号更是引起广大网友的热议，是文字，是图腾，还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考古博物馆里的大口陶尊出土于我们蒙城县。像这样的文物，截至目前总共出土了51件，我们博物馆展出的就有28件。”蒙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蔡凌凯告诉记者。
走进蒙城县博物馆第一展厅，记者看到十几件大口陶尊，形状像炮弹，呈尖底或圜底状，无法直立摆放。口径最大的40.8厘米，最小的28.8厘米；高度一般在60厘米左右，最高的达72厘米，最矮的也有52.8厘米。
蔡凌凯告诉记者，大口尊是尊式之一，陶质大口尊在新石器遗址出土很多，有的带有刻画符号，有的不带。中国考古博物馆、安徽博物院、亳州市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都是带有刻画符号的。
这些刻画符号分别是“日”“月”“山”形，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看起来像是汉字的雏形。“陶刻符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从六十年代首例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至今，几十年来对这种符号的认识一直处于图案、符号、族徽、文字等不同的争论中，文字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蔡凌凯说。
除了这些刻画符号的意义，大口陶尊的功能同样是个谜。
蔡凌凯介绍，在尉迟寺遗址中，大口尊大部分是作为儿童墓葬的葬具或祭祀而用，这也是尉迟寺遗址比较典型的特征，有别于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同时在遗址的红烧土房址中亦发现其踪迹，可见它不单单是作为葬具或祭祀而专用，还有着其他的功能。作为生活用具的大口尊，一般装饰有很粗的斜蓝纹，口径较大，腹部略鼓，底较尖，器壁相对略薄于墓葬或祭祀而用的大口尊，用于盛放特殊物品。
在蔡凌凯看来，这样的推测有一定的依据。在原始社会，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原始宗教行为已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领域，其中自然崇拜成为普遍现象。
“陶文刻画符号可能是先民对所崇拜自然现象的抽象摹画，并刻画到大口陶尊上，于是这种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便成了神圣的器物，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或祭祀用品。”蔡凌凯表示。
事实上，这种陶文刻画符号也是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标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山东诸城前寨遗址都有发现。蒙城与山东相距遥远，出现相同的器物和陶刻符号，绝非偶然。
“蒙城出土的大口陶尊，无论是数量还是保存质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这说明蒙城地区自古就有先民活动，已经显出文明的曙光。”蔡凌凯表示。
原始村落，填补考古空白
大口陶尊及尉迟寺遗址的发现，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大口陶尊刚发现时，大家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我还用来栽过菊花。”老毕说。
老毕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当地走上发展经济之路，砖窑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村附近就有十几个。烧砖需要黏土，村民纷纷挖地取土，经常会挖出一些陶陶罐罐。由于不“实用”，当时，这些出土物无人在意。
不过老毕却把这些东西捡回家，仔细保管起来，亲自送到蒙城县文物管理所，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甚至惊动了安徽考古研究所。
说起当时的“高光时刻”，老毕笑着说：“当县文管所人员看到我家的花盆时，眼神都变了。后来听考古队说，那个花盆专业的名字叫大口陶尊，有4000多年的历史，我当时才40多岁，比我年龄大了100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沿着大口陶尊顺藤摸瓜，最终挖掘出了“中国原始第一村”——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在遗址上曾有一座寺庙，为纪念唐朝名将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被称为尉迟寺。
第五届安徽省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会员、亳州市文史研究员韩超介绍，1989年秋季，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试发掘，经过1989-1995年和2001-2003年两阶段先后13次的考古发掘，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烧土房址14排73间，墓葬300余座以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遗迹，出土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比如知名的有鸟形神器、大口陶尊、七足镂孔器、高柄杯等。
尉迟寺遗址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距今4500年至5000年，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
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村长”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表示，这些建筑是经过统一规划，精心设计，并在较短的时期内共同营建的，体现出原始先民高超的建筑技术，以及发达的文明程度。
文物是历史的积淀、记忆与符号，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载体。
韩超说，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容器分析，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只有粮食有剩余才能进行酿酒，尉迟寺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
尉迟寺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大汶口文化聚落研究的空白，被列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尉迟寺遗址是一座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富矿’，周边还有不少遗址等待发掘。”韩超表示。
蒙城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
传承发展，文明生生不息
在蒙城县博物馆里，除了能看到一件件弥足珍贵的文物，还能欣赏到精妙绝伦、富有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在继承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中丰富和完善自己。
大口陶尊、鸟形神器、七足镂孔器、高柄杯……走进蒙城县小涧镇狼山黑陶传承人李朝刚工作室，一件件文物复制品栩栩如生。这些黑陶作品看起来“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让“文物”显得更加富有生机。
狼山黑陶，是产自蒙城狼山一带的民间制陶工艺品。李朝刚告诉记者，黑陶制作技艺复杂，光手工炼泥准备坯料就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制作时要反复拍打，拍打结束后再用泥千子把泥片刮平刮光。各种配件制作要反复整形，确保严丝合缝，规整协调，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才会美观。晾放后，才能在陶器上面刻画。
“我想做的就是把狼山黑陶与蒙城的文物结合起来，用民间工艺赋予文物以生命力，让文物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李朝刚表示，他将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更多具有蒙城特色的黑陶作品，更好地与蒙城文化相结合。
除了狼山黑陶，蒙城县博物馆里的“非遗”项目还有很多，火笔画、刻纸、锡包壶、笙的制作等民间手工艺，锣鼓棚、淮北大鼓、唢呐、琴书等民间乐器，六国棋等蒙城特有的体育竞技，以及蒙城 汤、油酥烧饼等传统名吃，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在蒙城县漆园街道有一种名为“葫芦雕刻”的民间技艺，至今已传承五代，流传百年之久。“葫芦最初是以生活工具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古将葫芦一分为二，用来舀水、舀面，使用起来很方便。”蒙城“葫芦雕刻”传承人郁灯杰告诉记者。
郁灯杰介绍，雕刻葫芦一般先用铅笔打底稿，这叫“引”；然后用刻刀刺破葫芦表皮进行雕刻，施刀要做到稳、准、轻、慢、巧，力求眼心手配合默契，一气刻成，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雕刻完成后，涂以松墨，最后上光。
郁灯杰在继承老一辈技艺的基础上，对于葫芦种植的塑形、雕刻工艺等进行了完善和提升。“葫芦雕刻集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雕琢出来的精美葫芦，能带给人美的享受，让人心情愉快。”郁灯杰说，“葫芦雕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迎来新的春天。
“博物馆里的部分展品和遗迹，也曾是先民生活中使用的东西；也许有一天，现在常见的物品也会进入博物馆，供后人参观。”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弘扬“非遗”的意义，正是将先民的创造与今人的创新相结合，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中华文明的精华，使文明之火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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