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凡 搜集整理
柳湖及柳湖书院，曾经从明代起，即为亳州的育才之所。直至民国时期，仍有书院、学舍，许多硕儒、贡生教书其中，几百年来，为亳州培养了大批人才。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窥知柳湖及柳湖书院的盛景。其环境之幽静，景色之宜人，令人遥想不已。
乾隆癸巳年（1774年）《亳州志》记载：“书院在城中东南隅，面城临壕，自东转南，会为曲水，城中积潦，聚潴于斯。故春夏之交，水面宽可数百余弓，居民竟呼为湖矣。”
这里的湖，就是柳湖。为什么叫“柳湖”呢？文献这样记载：“湖面微弓，水势萦回之处，奎楼、文昌阁分峙于左右，乔木数行，垂柳夹岸……”——沿岸遍植垂柳，春水映柳丝，于是，“柳湖”之名就应声而出了。
柳湖书院，在明代之初，就叫“书院”，因为是当时亳州城唯一的书院，无需再冠以其他修饰之语。后来，知州卢见曾亲自去书院为生员授课，亲题“柳湖书院”匾额。到了后来，另外有了培英书院和学宫，“柳湖书院”也就被正式称为“柳湖书院”，以别其他书院了。
再往前追溯，“柳湖书院”并不姓柳，原是一刘姓人家捐建。这也是有正式文献记载的。明代时，柳湖一带是刘家的产业。当时，刘家出了一个读书人，叫刘恩沛，字雪洲。刘雪洲成“贡生”后，被吏部任命为“行人司”“行人”。“行人司”，是明代特设的一个政府机构，置“司正”一名，左右“司副”各一名，下置“行人”若干。“行人”一般皆以新科的进士充任。别看“行人”在京官中地位不高，但负责掌管捧节、奉使之事，凡属圣上颁发诏书、册封官员、抚谕将士、征聘贤才这样的“体面”之事，皆由“行人”掌握。因此，“行人”不但声望好，而且多是结交亲贵的差使，与宦场中的高层官员，关系极易亲密，所以，升转官职极其迅捷。由于这些原因，新科进士往往以任此职务为荣耀之事（“行人司”在清代被废止，是唐以后仅有明代才设立的机构）。
刘雪洲担任“行人”之后，偶尔回乡。他在京城喧嚣的环境里呆久了，故乡的安静让他心情大好，尤其是城中东南隅自己的这所别业，境僻景幽，适合读书向学。想起自己一路考试的艰辛，决定为家乡子弟的教育做些事情。
他慨然捐出柳湖大片空地，又捐出巨款，建立学舍。湖在南面，他背湖面北，先建了学舍院门，院门两侧又建了北屋七间；进院门后，是三栋“讲堂”，门皆朝阳。每栋讲堂都建有东西廊房；靠近东边的湖岸，设有学生的膳食厨房。
书院建好之后，时任知州的卢见曾亲自到书院“课士”——授业解惑，并书写“柳湖书院”匾额。卢知州之所以这么重视柳湖书院，不仅有公共利益的考量，还因为他和柳湖书院的捐建人刘雪洲有“私谊”。这份“私谊”来自于他的老师田相国。
田相国是山西晋城阳城县人。阳城县文化发达，曾与桐城文派齐名。但田相国少年时代则是在亳州度过的。在寓居亳州期间，他和刘雪洲是同窗之友，曾结金兰之好。后来，他虽然回到了山西，但始终与刘雪洲书信往还。所以，门生卢见曾到亳州做官，自然也就与刘雪洲家格外亲近。刘家捐建学院，又是替官府分忧，卢见曾焉能不格外关照？所以，亲自为学生授课，以示特别的优渥，并且向老师田相国写信，告知原委，还请老师为学院题词。田相国欣然命笔，为讲堂题写了“育才”二字的匾额。
柳湖书院的诞育，实是刘恩沛一家捐献的结果。
到了清代乾隆四年，亳州候选“州同”（副州长），王庆泽捐地一千亩，五百亩为柳湖书院的“膏火之资”——资助办学；另外捐献的五百亩地，其中三百亩地的收入为“义学养正”之费——资助给塾师作为讲课费；另外两百亩的收入作为赞助“寒儒”——贫困秀才去省城参加“乡试”——考举人的路费。
由于刘家捐建了柳湖书院，王家捐地资助办学，乾隆四年，知州华度才正式开始聘请师资，招收弟子，开办学院。
在清代以后的岁月里，许多州官都重视教育，不断完善柳湖书院的建设，为激励学子，还增设了先贤祭祀，把曾在亳州做过知州、后来又做了宰相、富有文名的晏殊、富弼的“木主”供奉起来，作为激励学子的榜梓，又加盖了教舍，完善了设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填湖建设了“亳州卷烟厂”之后，还有大面积水域留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才被居民及开发商一点点蚕食，填水完毕，“柳湖”及“柳湖书院”，彻底成了留在故事和文献里、供亳州人追悼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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