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家天天热热闹闹的，就算树叶子落满地的时候，也不显着荒凉。
她家矮墙外，是几棵直端端的大泡桐树，一到秋天，树叶子不光落到它主人的地上，也落到春草家用烂瓦盆盖着的矮墙上，落到矮墙这边的空地上。
前后院的人，都喜欢端着碗坐在春草家的院子里，晒着她家的暖儿，吃着自己的面条子儿。每个人屁股下坐一只鞋，吃吃说说笑笑。
春草的母亲，称了两斤油菜花颜色的毛线，让华子给春草打件毛衣。
华子的手真巧。用长竹针起个四方形的架子，倚在春草家的门框上，一边跟人拉呱，一边打着毛衣，很快成了个圆筒。过了几天，就有了袖洞，又几天，封了领口，长出袖子。
华子还用绿毛线和粉红毛线，在毛衣上绣了两朵带绿叶的荷花。华子绣的荷叶，像是桃树的叶子，又窄又长。
春草穿着毛衣，外边的褂子不扣完，两朵很水灵的荷花露出来了。她去搂柴火，脱掉外罩，黄毛衣上就落好多小蜜蜂，它们把黄毛衣当成了油菜花子。就像景春、巧芝、金玲和我，把春草当成了仙子。
我们庄上，日子过得最舒心的就是春草家了。春草的父亲是徐州煤矿的工人，过一段时间就往家里打一回钱。她家没缺过油盐。庄上谁家来客了，就到她家借钱，借好面。春草的母亲每次把一瓢面递给别人时，眼里总是含着泪。就好像那不是一瓢面，而是春草的兄弟。
1960年，春草的姥爷去十八里给队里拉豆饼，太饿了，走一路，吃一路。到家又喝了几大碗水，撑死了。春草的母亲记得很清楚，她舍不得把面借出去是有原因的。她想让三个儿子天天有好面吃，她没有考虑春草，矿上不要女的。
春草的兄弟长大一个，送走一个，都跟着他们的父亲进了矿。就像是地里的葱，长大了，就拔走了。胜利不想去煤矿，他在家很快活。除了放放羊，上上学，早晚帮他妈干干活，就是给庄上的孩子来洋火皮，扇烟纸盒。
他说话有个习惯，大声说一遍，自己再小声说一遍，说完咧嘴笑一下。胜利特别钟爱“淝水”牌那种紫色的烟纸盒，情愿用四个“亳菊”的换一个“淝水”的。只要手里攥着两三张“淝水”牌的，他就会很开心地说：“我的小‘淝水’啊，给我多赢几个吧。”说完啧啧亲两下烟纸盒子，小声再嘟哝一遍，然后嘿嘿一笑。
胜利长得浓眉大眼的，人中里还长着一颗小红痣，很好看。不像他哥老是噘着嘴，一张晦气脸儿。
再说，他哥自从跟父亲去了煤矿，一次也没回来过。家里只留下一张大哥和他俩朋友在一起的黑白照片，头上戴顶军装帽，帽壳子被一圈细竹篾子撑得老高。一直噘着嘴，嵌在镜框里。
胜利去煤矿的时候，才十四岁。矿上的人说他太瘦太小，不行。他娘就说这孩子十八了，晚长。他偷胖，九十多斤呢。几个月以前，上边下来普查人口，他娘已经把胜利的户口改大了几岁。她还把几个大秤砣塞到胜利的棉裤腿里，胜利挪着脚，站到磅秤上，真是九十多斤，煤矿就收了他。
徐州离亳州不足两百公里，胜利却一去不回，像是去了天边，找不到回来的路。也像是哥哥们粘在小棍一端的泥团，胳膊一轮，没了踪迹。
三十年后，听春草的母亲说，胜利死好几年了。跟他哥一样，也是肺上的毛病。（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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