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安的父亲李升在1946年当过民国政府崇仁县县长，后来调至教育部担任主任秘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与镇反开始后，李升这样的前政府官员纷纷被打倒镇压。眼看形势不妙，1949年，李升毫不犹豫只身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在屏东县潮州镇落脚。当时的县长都是乡绅出身，有文化，遂以教书为业，担任过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并重新娶妻生子，这才有了李安。
李升是教育家，非常重视学生的品行操守，重于课业表现，例如雇用许多工友清扫整理校园，他认为“好的环境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功能”。早年南一中大都聘任名校出身的老师，李升却不迷信名校，聘任老师时会亲自去听课，确定老师上课内容才聘，这可看出李升办教育的新思维。
父亲原本期待李安成为老师，但他却不是读书的材料，应考又太过紧张，联考两度落榜，父亲因此失望，他直到现在仍耿耿于怀。李父到很后期才肯定李安的成就，当《理性与感性》获得1996年奥斯卡7项入围时，父亲对李安说：“照这个速度，到你50岁时应可拿到奥斯卡奖，也许到时你就可以满意，去找份正当的工作。”
对待爱情，李升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曾经说：“假如逃难讨饭，我要一碗饭，第一碗一定给太太。”如此深情，儿子李安铭记于心，一生也愿意这样做。
这样的话，说者可能是真情流露，但是，如果作为听者，只当他是说说而已吧，千万别当真，原因吗，我前面的介绍，相信您已经明白了。
当年李升决定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金银细软当路费，声称要去欧洲留学，还找同村人借了一枚金戒指。他完全没有考虑带走娇妻和四个孩子……
据李安的同父异母姐姐李亚莲回忆，“父亲走后，家里顿时失去了顶梁柱，母亲只身带着我们兄妹4人相依为命。因为我们家是‘地主’身份，家里没有一分田一分地，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又天性乐观，帮着别人做些针线活之类的杂事来维持生计。尽管这样，生活还是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母亲将三姐瑞儿抱送出去了，带着我们兄妹3人到了外婆家居住，在舅舅的帮扶下勉强度日。文革时期，母亲和我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那时的我，最怕的是白天到来，因为一到白天，母亲和我们又不知受到怎样的折磨。而在晚上，我可以静静地想念父亲，想象父亲的模样，多么想能得到父亲的疼爱，得到父亲的呵护，哪怕有父亲一点儿消息也好啊。”
我丝毫没有责备老人家的意思，也绝对相信老人所说要到的第一碗饭一定给太太。只是，时移世易，当狂风巨浪袭来的时候，究竟能做到什么，只能在现实语境中去品咂。否则，再漂亮的话，也不可当真，也许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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