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官庄兴福寺”明碑考证,这座明代石碑的碑文里到底藏了多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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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集镇安溜集桥北村中桥口自然村的明碑

遗落在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的明代藩王官庄皇家寺院今如何?古井酒厂的前身当为大明皇家官庄宫廷用酒“专贡”基地;“牛屎孤堆”本为“牛寺孤堆”;魏岗镇马场曾是军马养殖基地……这些历史都藏在一座明代石碑的碑文里。

谯城区牛集镇安溜古镇古称安家溜,历史遗迹甚多。在安溜集大隅首对面,惠济河北岸,桥北村中桥口自然村南河边50米处有一龟驮碑,长方形碑体高七尺半,宽三尺(不含碑额),下有龟鼋,上顶碑额已遗失不见,据附近百姓口述,遗失的碑额为螭龙盘绕。现唯余一方大碑矗立其上,题曰:“重修钦赐归德州牛寺孤堆官庄兴福寺记”,此碑落成于“大明正德己巳仲夏月”(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夏历6月),因恰位于豫皖分界之处,地势偏僻,交通不便,五百多年的岁月更迭四季轮回中,少有人来此问询探看,落日余晖下,被遗忘的落寞石碑与荒坡衰草同构一地苍凉。

值机缘巧合,前往探视一二,甚感此碑价值非凡,对研究明朝的土地、流民、官秩、税赋、司法、信访、巡视巡察、皇家采购、太监等政策制度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更有意义的是,此碑可作为古井酒厂的前身为大明皇家官庄酿酒槽坊的实证。

因藩王圈地而建的皇家庄园

“官庄”一词,即官府管辖的田庄。唐以后历代都有设置,如宋代的屯田庄、公田庄,清代的皇庄等。《清史稿食货志二》:“初设官庄,以近畿民来归者为庄头,给绳地,一绳地四十二亩……皆领於内务府。此外有部、寺官庄,分隶礼部、光禄寺。”明代洪武年后的官庄,除了当地出了大官,老百姓口头称之为官庄的之外,就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税赋和抑制土地兼并,把官府管理的田地租赁给佃户耕种形成的官庄;还有就是皇帝对藩王的爵位世袭实行土地分封形成的官庄,有爵位必有对应的“无碍闲田拨赐(碑文)”。

此处官庄名为“归德州牛寺孤堆官庄”,据碑正文记载“徽庄王当成化辛卯是荷宪庙先皇帝分封于钧(河南省禹州),以归德等处无碍闲田养瞻”,徽庄王是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九子朱见沛,明宪宗朱见深的弟弟,封在禹州,死后也葬在禹州,却“养”在了亳州。此段碑文记述,填补了正史遗漏。宪宗驾崩后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徽王向侄子“请乞归德等州地土”,对此,吏部尚书王恕严厉斥责朱见沛,身为宗室亲王,本身岁禄既高,先帝又已赐予不少土地,不该与民争利。(“徽王见沛乞归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国懿亲,不当争尺寸地,使小民失业,帝婉辞报焉”《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七十)(“臣闻徽王得地已不少,兼有本等禄食。凡吉凶之礼合用之物,又出特赐。其富贵视朝廷不甚远,而顾与军民争尺寸之地哉?乞收回成命,仍以书谕王谨守见业,恭已俭用,共保无疆之丕绪《明孝宗实录卷二十八》)”,史书所载的孝宗皇帝答应给他,然后在大臣的力谏之下,“婉辞报焉”,收回成命。但从碑文来看,最终还是把“归德田”赐予了徽庄王。

此官庄为成化辛卯年(成化七年),即公元1471年分封所得,区域大致为现在谯城区西北部的牛集镇及周边,“钦赐柒百伍拾壹顷柒拾柒亩”,折合75177亩(加上明代土地测量中普遍存在大量没有纳入底册的“黑地”,官庄土地应有10万亩之巨),皆为中原腹地土质肥沃、物产丰饶、河渠纵横、灌溉便利的上等耕地。

据光绪版《亳州志》记载:“西北乡……以涡河为界,东以芦家庙为界,南北距五十里,东西广三十里……惠济河至两河口入涡……洪河至小黄村入清以达涡,按西北地形高厚,自虎头冈以来冈峦起伏逶迤数十里,且其土沃俗醇,物产丰富,洵一州之上腴也。”此碑文所记载的以7万亩之上等肥沃耕地所产,供藩王一家吃喝享乐的实例,正是万历年间名相张居正推行变法的佐证。豪强地主大量圈地,农民无地耕种,积弊之下,他有必要探索改革路径,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力求从制度层面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

因钦差下访而聚的各路官员

碑文记载:“天威蒙差司礼监太监闫宣、户部侍郎林泮、刑部侍郎王鑑之、锦衣卫指挥使常顺偕镇守太监廖堂、都部按三司等官……”碑后又刻:“钦差会勘三法司官司礼监太监……”由此可见,这是皇帝亲自安排的督察组下来巡察巡视、处理问题!带队人员自然也都是位高权重者!

据《明史·职官志》所记载,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由太监掌管,素有“第一署”之称,明朝的内阁“拟票”、司礼监“批红”之说,司礼监太监俨然有“内相”的气派,明代司礼监著名宦官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皆曾任司礼监之主管。而重修兴福寺时的正德年间,正是赫赫有名的大太监刘瑾主事。这“国务委员(司礼监太监)”带着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公安部副部长(刑部侍郎)、军区司令员(锦衣卫指挥使)等三品要员,一众的民政、财政、司法、军事(三司)等干部随从,加上河南府、归德州、亳州、武平卫等各地各部门的地方要员前来听取领导指示,中央、省、市、县的军政要员皆至,“中央部委办局领导咸聚、省地市县乡干部云集”,一路浩浩荡荡,在这个现今偏僻冷清的普通村落里召开现场会(会勘),这场面足够大的。一个藩王的官庄,发生了什么,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

要么问题出得不小!

要么此地非常重要!

要么二者兼而有之!

碑文所记,确有此事:有人闹事,闹得还挺大!佃户的租金年复一年拒不交付,官府催急了,就闹事;抓起来,托人找关系“取保候审”不进监狱;更有恃无恐,纵火烧庄、持械打伤执法人员,这不重点打击还了得啊,于是乎,锦衣卫指挥使、武平卫千户、把总、校尉一众的军事力量都来镇压。

军事问题解决了,信访呢?也办,而且严格按照规矩办。大明一朝,原本是所有臣民皆可向皇帝奏事,所有奏章皇帝都要御览与批答,而后才能交付执行,这是一件特别辛苦的活儿,那就想办法进行分级管理,后来处置信访问题的规矩就开始向实行“属地管理”、严控越级上访转变。永乐年间传承下来的规矩就是:除了重点案件解送京城处理,其他信访案件都授权地方巡按监察御史来办理。

“永乐二十二年夏五月戊子,皇太子谓刑部都察院臣曰:军民词讼,自下而上陈告。已有定律。今顽民动辄赴京越诉。及逮问,十率五六不实。虽平民终无罪,然道路往还数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后所告非重事,悉发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理问。无干涉者,就遣宁家。有罪者送赴京。(《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

兴福寺碑中文曰:“河南地方准理事军民词讼,访查官吏贤否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查信访积案,查地方官员是否失职渎职。这碑文上钦差巡察巡视组的出行记录,给这种制度设计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印证。

这次高规格的“巡察巡视”的办案程序很明了,先是集中看案件卷宗是否属实(“先问卷宗与之符”),然后集体商量研究,交给地方处理。这不,河南府知府、归德州(商丘)知州、亳州知州、武平卫(鹿邑)千户来了,巡按河南监察御史也来了(“又经会奏发落地仍赐本府管业亲亲之”),交接自然顺畅,所以现场办公成效显著,“以庄上问结(经过审问并结案)数事”。

一众人等,尽职尽责为皇帝办事了,自然要勒石记功。

正面碑文拓片

因一场骤雨而兴的官庄寺庙

官庄原本就有一座兴福寺,残檐断壁、破旧不堪,只有两三个老和尚主持。也是机缘,钦差闫太监带领大家召开办公会议“会勘”审理案件时,突遇骤雨。再大的官威排场也挡不住倾盆大雨,大家伙儿不想淋成落汤鸡,只有就近跑到兴福寺避雨。(碑文曰:“多官堪问之际,适有骤雨,趋彼求避。”)

明代的太监盛行崇佛向道,此时一众的高管随从,挤在破旧沦废的兴福寺里求庇护,闫宣大太监看到寺院沦废,心生感慨,动了恻隐之心:这寺本就跟官庄田地是不可分割的,还在官庄管辖范围内,怎么能任由其坍塌废弃呢?(碑文曰:“窃自思惟寺与我田相连,且在管辖。闵沦废而弗堪支者尚捐金以助我忝宗室,保庇藩垣,独无恻隐之心而坐视倾覆乎?”)

因缘际会,缘分来了那就做吧。闫钦差带头捐赠了一锭白金,一人呼百人应,钦差大太监要做的事,谁敢不做?随行的应该也随捐若干,有钱好办事,各种能工巧匠都请过来,开始大兴土木,“大建殿宇、舍旧从新”。

重修后的兴福寺“跂斯翼而矢斯直、鸟斯革而翚斯飞”(碑文中引用《诗经·小雅·斯干》,形容房屋宫室的修建及其内外结构规模的宏大,壮丽,环境的优美,端正如人立,房檐如线直,宽广如鸟翅,色彩如锦鸡),金碧交辉、赭至灿烂,陆地一梵刹,较蓬莱仙居无一异也,借此祈愿“境土清平、五谷丰登、人安物阜”,刻碑文记载这次一行人带案下访“重勘案卷,昭如日星”的功绩,让“人人周知”,警示佃户们“毋逾界限、毋复纷争、万古千秋毋劳”。

有意思的是,撰写碑文的是正五品的奉政大夫左长史范政,书写碑文的是亳州知事张宝,刻制碑文的却是个管养马的武官(群牧千户所群牧副武略将军)徐通,妥妥的“弼马温”,现在的谯城区魏岗镇尚有“马场寨”一地,且当地群众有养马的习俗,或可就是官庄内大明“群牧千户所”所设立的官办军马饲养基地。      

因皇家需求而兴的官庄槽坊

这碑文中“镇守太监”是京师派驻到官庄的“御用监”太监廖堂。御用监是明代宫廷内专司采买、造办用品的机构,职责是负责宫城里皇帝一家的物资供应,它经手的物品,那可就是货真价实的“贡品”了。

如: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四月癸丑“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明史食货》)

正德六年:“御器厂……每岁贡瓷,太监驻此检封以进。”(《饶州府志·公署·本府·鄱阳县》)

成化十四年:“中官奉使纷遝,镇守顾恒、市舶韦眷、珠池黄福,皆以进奉为名,所至需求,民不胜扰……”(《明史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

成化年间:“又中官暴横,四方输上供物,监收者率要羡入。织造缯采及采花卉禽鸟者,络绎道路……”(《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七十》)

御用监太监应该在京师里办公啊,怎么会跑到这偏僻的藩王封地官庄里常驻了呢?答案有啊:定点监酿采购徽庄王官庄槽坊酿造的宫廷用酒!

明宪宗朱祁镇分封儿子徽庄王朱见沛所“拨赐养瞻”的“牛寺孤堆官庄”,碑为徽庄王世子徽简王朱祐枱所立,碑文记载“北至张村洼早子孤堆,东至魏家冈,西至明河福寿寺,南至安家溜观音堂,钦赐官庄地柒百伍拾壹顷柒拾柒亩(折合75177亩)”。

以谯城区牛集镇辖区内的牛屎孤堆(牛屎,应为牛寺的讹传谐音)为中心或地标展开:其北的“早子孤堆”,应为枣子孤堆,光绪版《亳州志》记载“枣子寺:在城西北五十里,今废”;光绪版《鹿邑县志》有“枣子集,枣子厂去城五十里”。“早”“枣”二字也恰同在鹿邑县宋河镇(原称为枣集镇)迭现;东至“魏家冈”,应为现在的魏岗镇所在地;西至“福寿寺”,据光绪版鹿邑志记载“福寿寺,马邱铺西南”,当为现在的鹿邑县马铺镇辖区;南到安家溜,即现在牛集镇安溜集,四至的地理位置是完全可以印证的。同时,光绪版《鹿邑志》对“兴福寺”的记载为“张家集西南十里”,张家集应为现在古井镇张集的旧称,也是吻合的。

那么此处官庄大致对应为:以谯城区牛集镇牛屎孤堆附近为地标,北到鹿邑县宋河镇,东到谯城区魏岗镇,西到鹿邑县马铺镇,南在牛集镇安溜集惠济河边,7万多亩(实际应有10万亩)的耕地规模,现在的古井酒厂所在地古井镇减店村应在此官庄范围内无疑。光绪版《亳州志食货志》的“里甲考”,西北区域的“安家溜、牛四集、减冢店、魏家冈四保”是作为一个整体,古井镇的前称减冢店含在其中有据可定。

古井酒厂的前身,现在考证为正德十年的公兴槽坊。这“公兴”二字,包含着“公家兴办”的内蕴。大规模烧造白酒,需要集中大量的粮食。较小的村庄、一般个体户不足以保证供应,唯有如此近十万亩规模的上等耕地所生产的粮食,方有可能提供余粮去酿酒,且这么大体量的酒水,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消费得起的,兴福寺所在的惠济河漕运发达,寺庙原址对面就是惠济河上最大的水运码头,为酒水外运提供了极大便利。

如果没有官庄的官方军事力量做后盾,公兴槽坊的酿造历史不可能保持那么久延绵不绝。在兴福寺重修的第二年,此处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武宗正德六年冬十月,流贼杨虎作乱。武平卫指挥石玺、百户夏时擒虎及其侄,扑诛之。”(《光绪版亳州志》)碑文中也有印证,虽然“看庄校尉、管庄总旗”等保卫人员明确到位,但仍被人“仗凶器突入官庄,焚房屋而殴军校,抑且扬言吓众”。如此动荡的社会形势,如果不是在官方的庇佑下,酿酒槽坊哪能维持下去?

古井酒厂原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明清酿酒窖池群”中最重要的“正德十年池”,较兴福寺重修晚5年,距石玺扑杀流民起义仅4年,安全保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恰恰佐证了这“明清酿酒窖池群”的源头,可能就是“徽庄王官庄官办公兴槽坊”,原来传说的民间私酿当为谬误。

亳州酿酒,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据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著名的农学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中记载,曹操给汉献帝的《上九酝酒法奏》:“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臣曹操。”奏文落款为“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时丙子冬月”。而《水经注》:“涡河又东,迳武平城故城北。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以此城为封邑。”而徽庄王官庄的位置,恰好在家乡亳州与封邑武平(鹿邑县)的交会处,“九酝酒法”当确为此地酿酒技法无疑!此官庄所在百姓以“九酝酒法”酿造美酒,自曹魏以来代代相传,绵延至今。乾隆版《亳州志·物产》里记载有“状元红、琥珀光、双投、明流、烧酒、竹叶青、豆酒、白酒、老酒”等多达9种酒体,可作此地酿酒技法娴熟,且规模大、知名度高、传承有序、影响范围广的佐证。

对于宫廷用酒,一般都是由朝廷指定某地的酿酒槽坊供应,采用御用酿酒师酿造,而各个朝代的贡酒也有所不同。现在的谯城区古井镇和鹿邑县枣集镇,均以“贡”酒著称,且都在“徽庄王官庄”区域范围内。宋真宗赵恒于中祥符七年来亳州西北(也在此官庄区域范围内或附近)祭拜老子,曾在此饮酒,并下诏本地每年进贡两万斤当地酒作为宫廷之用。以此可见此官庄区域“贡”的历史沿革与传承有序。而大明一朝有专事为宫廷采买的御用监太监常驻官庄监造(酿),此地所产的“减酒”,入宫“进奉”当为必有之事, 所以,万历年间,籍贯归德州减冢店(官庄辖区内)的礼部尚书沈鲤以家乡“减酒”进贡皇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也是传承有序的。可以判定,在徽庄王官庄延续期间,即从成化开始,延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徽庄王官庄所产的“减酒”皆能被官方订购上献于朝廷,为“紫禁城皇家特供贡酒”,是皇家酒庄特酿,而不仅局限于民间美酒献贡。清光绪年间,亳州人姜桂题进贡减酒给慈禧太后,应是减酒在明清两朝中已经有了献贡的知名度的延续。

另外,据当地一个叫张绍明(80多岁)的退职老书记回忆:此处本有两座碑,灭失的那座碑比现存的这个还要大,当地人喊作“公碑”(撰写者应该更有地位,甚至可能是圣旨碑);现存《重修钦赐归德州牛寺孤堆官庄兴福寺记》的小一些,喊作“母碑”,1966年破四旧时,“公碑”被砸掉烧石灰,碑座可能还埋在附近某处;“母碑”的碑额,被三四十个20多岁的壮劳力用绠绳套着拉倒,后来不知所踪。

某日下午,笔者随意步入兴福寺所在的中桥口村一户居民家中,恰好看到当地人酿酒用大陶缸孤零零躺在院子角落,无人问津,应该过不多久,它就会消失了。

好在,惠济河还在,兴福寺的石碑还在,官庄酿酒的技艺还在,“贡”字还在……

(责任编辑:支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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