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城县城区，有一条叫中大街的南北路，一直是繁华的商业中心。1939年，在中大街上出现了一家“大同书店”。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个普通的书店，但实际上它是蒙城共产党地下联络点，开设目的是便于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大同书店”旧址附近
“青年书店”旧址附近
进步青年集资创办
据《红色蒙城》文史资料记载，1938年11月，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简称“青抗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抗日斗争活动，影响越来越大，规模不断扩大。到1939年春，短短几个月时间会员就发展到1000余人。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青抗会决定筹办一家书店，一来可以通过书店经营获得部分活动经费；二来可以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便于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青抗会成员每人一块银元集资入股，1939年夏书店成立，命名为“青年书店”。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视青抗会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看到“青年”二字就眼红，为了安全起见，更名为“大同书店”。
1939年秋，“大同书店”择址重新开业，邀请当时蒙城名士李筱珊题写店名，并担任名誉经理，共产党员杨国正任经理。后来，党组织又派特殊党员杨子仪担任外经理，张俊德担任内经理，陆在华负责采购，尚志忠为店员。
“大同书店”寓意“天下大同”，代表蒙城热血青年的崇高理想。大同书店以经营笔墨纸张、书籍报纸、杂货为掩护，暗中将《新华日报》《拂晓报》《群众周刊》《解放周刊》等进步报纸和一些抗日救亡的小册子，进行交流传阅，了解全国抗战形势，加强抗日宣传工作，激发全民抗战热情，深受社会各界尤其是进步人士的欢迎，来往青年越来越多。
但毕竟是在国统区宣传抗日，国共合作脆弱，书店生存环境险恶，不得不时时处处小心。青抗会根据书店工作以及当时地下党员特点，创作了一首《大同书店店歌》，据说每一句歌词都是当时一名地下党员的代号。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着特殊的信息，开展特殊的工作。
四烈士在书店被捕
大同书店开业以来，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大了对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打压与迫害，大搞白色恐怖，便衣特务经常在书店周围出没。
一天上午，店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说是从大别山来的，要把随身携带的几本《辩证唯物论》卖给书店。杨国正见他们俩目光游离，立即警觉起来，以看不懂和店里不出售这类书为借口谢绝了。接着两个人胡乱翻了一通，买了两本书、一瓶地球牌墨水，还有一本信纸走了。很快，国民党肃反专员粟天一赶到书店搜查。
随着形势严峻起来，上级指示凡身份暴露人员立即转移到根据地，其他人员务必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做好应对准备。
1940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尚志忠对杨国正说：“现在风声很紧，一人睡在书店孤单，你到书店来歇歇吧。”杨国正家在书店对门，就从家里拿来被褥，一起睡在书店。刚睡下不久，青抗会成员、三义小学教师刘丙爵来到书店休息，杨国正把床铺让给他自己回了家。当天深夜，书店房东陈国祥急忙叫开杨国正的家门，说：“书店被查，人都被抓了，你赶快离开。”
几天后，杨国正才知道卢锡璜、尚志忠、刘丙爵、杨子仪、岳成武、李季臣等青抗会成员先后被捕，被转移到国民党省保安六团驻地——城东扁担王村。后来，刘丙爵、岳成武被国民党官员保释，而杨子仪、卢锡璜、李季臣、尚志忠被活埋杀害，被称为“四烈士”。
书店旧址繁华依旧
据《红色蒙城》记载，“青年书店”位于黉巷口北面街东，一间门面。“大同书店”设在当时黉巷口路东南角、中大街街东、面向西的一间半门面房里。两个书店都在中大街上，这里也是当时蒙城县城的商业、文化中心。
近日，记者来到蒙城县城中大街，看到黉巷口已经从一条小巷子扩建成了一条主干道。据了解，黉巷口是黉巷与南北大街交汇的一个“丁”字路口，向西不通。新中国成立后，黉巷被拓宽并向东延伸到现在的县委、县政府以东，更名为“新城路”。1984年，新城路向西打通。2015年，新城路再次加宽并向东西延伸，更名为“周元路”。
随着黉巷的不断加宽，原来的大同书店所在位置已经处于今周元路上，与一代抗日名将周元一起，成为蒙城人民永远的记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有过一家‘青年书店’，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青年书店’了，后来就消失了。”附近70岁的居民黄水泉说，以前离这不远还有城关印刷厂、新华书店，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记者漫步在中大街上，只见两侧商铺林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街边一家仍在营业的书店，成了追忆过去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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