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书店要关张了，问我能否号召朋友们都去看看，也好为他清些库存，减少些损失，不然的话，最后坚持的这几年就等于白干了。听着心酸，但我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正值疫情期间，诸事纷忙，见空插针自己去了一趟，呆了不到二十分钟，挑了两本书。李先生要送我，说留个纪念吧，我说，最后付点钱，于我也是个纪念。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他。
李先生的书店最早开在新华路，2000年间，那儿在亳州城里最要道，两间或是三间门脸，开阔气派。时隔不久，店面搬到大隅首那儿，门脸减为一间，这离我的住处更近，晚饭后散步就到了。因为李先生每每下班后就坐在店里，一来二往，就熟识起来。
那时候我女儿还没去合肥上学，晚饭后我带她到书店去，呆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也是一种“养成”。女儿自找她爱看的书，我有时翻书，有时和李先生聊天。后来女儿去了合肥，我去书店也少了。直到有一天李先生打来电话，说房租又涨了，他再三权量，承受不起，又要搬家了，这一次搬到老一中的对面，直到关张。他搬迁以后，因离得太远，我去得就很少了。
亳州的民营人文书店，我只说与我结缘的，2000年之后的十几年，是李先生的天卷书店，赵先生的席殊书屋。赵先生兄妹的店面在涡河南岸，新华北路东侧，也是三间门脸渐渐变为一间，一间最终支撑不住，比李先生的关张还要早上几年。当年在席殊办的会员卡我还能找到，编号是6号。
1999年前后，大隅首还有家三人行书店，格调不低，但做了两三年时间就不做了，现在聊起来，很可惜当时没有结缘。
2000年之前我买书是在西园书店，店开在州后街上，也是黄金路段。店主叫石某，那时，我还是在外地读书的穷学生，寒暑假在家，经济上的余裕全被这个石某赚走了。记得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是在西园买的，《管锥篇》五本买了三本，缺少的两本时隔几年才在西安的一家书店买齐了。人家肯拆开来卖我两本，真不容易。2000年以前，书店可赚钱，就算不卖教辅也很赚。《谈艺录》一本定价30元，石某人一分钱都不让，真令人唏嘘。但我不称他为先生，不为这个。这个人赚了钱之后不好好做人，沾染诸多恶习，后来与老婆离了婚，书店也留给了老婆。
再之前，亳州有三曹书店。多年后我问起知情的人，才晓得创办者是一位杨姓的老先生，这书店八十年代初就有了。1990年亚运会，我剐彩票中了100块，奖励自己在三曹书店买了一套《世界五千年》，五本共五块钱。三曹书店是从1994年开始没落的，好像是因为杨老先生过世了，他的儿女们既不爱，也不懂。
我的记述一定要追溯到三曹书店上，是因为有一件事如鲠在喉，时隔快三十年了，不吐难以释怀。
我曾经偷过书，就在三曹书店里。三曹书店清盘处理那会儿，很混乱。那时我们正读高三，高三的学生压力大，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班上很多学生都去了，就像狂欢一样。我不是最厉害的，有厉害的，能拎着个空包进去，进去逛半个小时，出来时花一块多买一本书，然后拎着满满一个包出来，就像远行归来带的行李一样。但我也很厉害，我能一边和店员说话，一边背着手把书插在后腰上。我去了有好几次，带走一二十本书总是有的。有些书的书名我现在还记得，如《双镖大闹龙潭寺》《射向总统的子弹》。想来杨老先生博猎，三曹书店多年来存货丰富芜杂，据说还有同学在里面挑到了全本《金瓶梅》的，藏之如宝，我没有亲眼见到。那时候，大家一放学就成群结队地去，我们称之为“窃”书，动词用“闪”，我们还振振有辞地引用孔乙己的话，窃书不算偷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洋洋自得，说的就是当时的我。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害怕了。我偶然去邻居的小卖部买东西，老板转身找钱，我的右手自然而然地拿起一块烟花行云流水般塞进口袋里。这只手长“毛”了！我一下子醒过来，就像被人抽了一耳巴子似的，满脸通红，巨大的羞耻席卷而来……
我私底下算了一下，在我有生之年，我也许会把我在三曹书店“闪”的书一百倍捐出或者送出去的。应该会的。一年年精心挑回来的好书，现在用不着了，何必再霸在身边？如果大家不讨厌，自己写的书也最适合送人，给单位的图书室、农村的留守儿童，或者送给看重的朋友。这是一种合适的补偿方式。当年“窃”书的小伙伴们，后来都爱书。他们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早就默默做了很多好事吧。谁还没犯过错呢？想来，杨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也能宽恕三十年前那些懵懂的“窃书”少年吧。我们毕竟都是爱书之人。在新近的一次聚会上，我们聊起这件陈年旧事，我问大家，我可不可以写出来，在场的几位都表示同意。
从杨老先生到李先生，也算是谯城民营书店的一篇野史吧。当书店不再赚钱时，就有了情怀。我看见李先生一揖而别，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时代在发展，有书店谢幕，也有新的阅读空间随之兴起，现在我们在网上从容地选书、买书；我们在建安广场的“之意书社”里要上一杯咖啡，可打开书，也可打开笔记本电脑，安静地度过一个下午。这儿还时常会有一些读书沙龙与作者分享会举行。安静里又有欢聚，挺好。当年在李先生的书店里，我曾是顾客里为数不多可以坐下来看书的人，现在每个人都能坐下来看书，没有导购员来催你，挺好的。更有意思的是，我的朋友蒋先生，正在谋划着一个高尚的、大型的公众图书馆的建设。选址就在那条拆迁了十余年之久的历史文化之街——永安街上。2011年的时候，我和蒋先生在一片瓦砾间徘徊又徘徊，回去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毙马石与神农坊》，如今事隔十年，蒋先生却写起了一篇大文章。也许，这才是对历史的一种最合适的补偿。文脉传承，唯此为正，愿他成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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