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9日，第二届曹操诗歌文化节就要在谯城举办了。关于曹操，我有些话要说。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里，曹操是非常特殊的一位，这种特殊既关乎他的成就，更在于他的复杂。我们往往把他称之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还有一些小项，如思想家、兵法家、书法家、音乐家、美食家，以及酒神。这些称号都言之有据，恰如其分。我们看，这个人生是多么的精彩啊，他几乎在生命的每个纬度都充满热情，富有天才并做到极致。在另一个方面，世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复杂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书立场不同，老百姓的爱憎也不同，赞亦到了极致，骂亦到了入骨，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第二个人物享有这样的争议。
争议无非是由政治而及思想，由军事而及兵法，但这几个“家”不是此刻我关注的重点，重点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里不存在好与坏的争议，只存在轻与重的问题。有多重还更重？那么重！历史上的曹操太过高光，我们似乎把文学上的曹操大大地低估了。
在去年的诗歌节论坛上，著名诗人、省文联主席陈先发先生谈起了“三苏”与“三曹”的比较，很有意思。谈起文学，人们津津乐道的会是“三苏”，能与之相媲美的只有“三曹”。若论两个组合，谁更厉害些，苏轼有《水调歌头》，曹操有《短歌行》，都是传唱千古的名作。陈先生说，“三曹”在文学成就上至少不亚于“三苏”，在文学地位上甚至远远胜之——这首先基于两个文学时代的比拼，更取决于个人在时代中的特殊位置。在“三苏”这个组合里，父不如子，是以苏轼为代表，及于父及于弟，又及于“苏门四学士”，是北宋的风流。讲三曹，则子不如父，小曹不如老曹，一层层地放开讲，由曹操而“三曹”，由“三曹”而及“七子”，而及于建安风骨，是这样的逻辑关系。只有推出曹操来，他的背后才是建安文学宏阔而不朽的篇章。
受陈先生的启发，我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了一想。曹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个诗人，却是中国诗时代真正的启幕者。中国的第一个诗人当然是屈原。但屈原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异数，骚体作为南方诗，与诗经以来的中国诗传统大相径庭，在后世，这种诗体也没有得到发扬。屈原一个诗人，孤零零悬于数百年之上，廓然无友，也是寂寞。屈原之后的文学，是散文，是经学大赋。诗是小众，当然也是存在的，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宛若廖空上的明星，可惜，只有诗，没有诗人。没有诗人，就谈不上诗的时代。
曹操是真正拉开中国诗时代帷幕的那个人。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三曹”又占据了中国文学史的三个鼻祖，聚于邺下以“三曹”为核心，以“七子”为羽翼的文学群体及活动，是历史上最早的文学组织，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坛的鼻祖。以此为滥觞，其后所谓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以及兰亭之集，文学活动方才蔚然成风，以中国文人为主体的诗歌创作通过这些活动的推动与推崇才得以蓬勃发展。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如此风流，令我悠然思之……
第二个和第三个鼻祖分别是文学批评的鼻祖，以及中国文学最大的门类——七言诗的鼻祖。《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的专著，《燕歌行》则是第一首七言诗。问渠那得清如许，若以这些源头引出脉络，是不是可以展开另一种对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呢？这里不加详述。
当然会有人质疑，是不是把曹操对诗歌与文学的贡献说得过大了？或许他只是适逢其时、顺应其事而已。没有曹操父子，这些事终将会有其他的人来做，作为历史的必然，中国诗歌与文学还会有一样的发展。但我们要了解，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称为诗的国度，历史的发展与认知有其惯性，难以转圜。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诗是无用的。如果说，中国诗歌的繁盛是历史的必然，有汉三百年为何没有发展，先秦数百年为何没有发展？留下的仅仅是删之又删的无名氏作品。社会风气使然，贵族与文人集团的态度是其关键，决定了天才们抱负的施展。“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若始终认为写诗是为小道，是为余事，是为雕虫篆刻，无足挂齿，非关乎男子汉扬眉吐气的“大计”，我们的诗人将永远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这样经历几千年，中国或者会成为一个没有诗歌土壤、只残存寥寥几位诗人的国度。经世文章固然重要，那我们的生活未免太过寡淡而可惜了。
懂诗、爱诗，写一首好诗，魅力四射且强大有力，只有在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个人，才能引领时代的精神，改变社会的风气，激变民族的审美。诗国度的帷幕太过沉厚了，不是天才，有力的手臂不能开启。曹操之前没有这样一个人，曹操之后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曹操给了我们民族诗的精神，给了我们对文学永远的热情。万古风流拜曹公，哪怕要我献给他再多的赞美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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