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嘉靖（1564）《亳州志》上，亳州市牛集镇的位置被标注为“牛寺城”，后来的《亳州志》则为“牛寺庙”。这个“城”字，埋藏了许多的历史信息。
牛而成“城”的缘由
老亳州今谯城境内的集镇，被称作城的凡三：一曰古城，是为汉代思善县的旧址；二曰迷（梅）城，是商代梅伯国的旧址；三曰城父，是为春秋时代的“焦”邑，后为楚国的城父，均为古代城池。这第四个“牛寺城”，它是什么古城邑的遗址呢？不然，为何又称“牛寺城”？
在这个历史地理坐标位置上，符合城市特点的节点，大约有两个。
一个是《水经注》记载，涡水苦县老子祠经过“相县”，地理位置大约在这一代左近。会不会是“牛寺”建在“相县”古城址上，合而称为“牛寺城”呢？到了清代，牛集的位置就标注为“牛寺”，而无“城”了。
因为，虽不过百年的过渡，这块地方发生了许多血腥事件。明末李自成三克亳州，甚至杀了知州何燮，他的大批兵马，就驻在牛集、减冢店一带，兵锋所指，杀戮难免。几年后，清兵入关，一路南下，接连的战争，这一带人口、地貌发生沧桑巨变，“牛寺城”或者就此彻底毁弃，仅仅余下“牛寺”之名，城池毁于战争攻防。
第二个历史节点是在明朝。从安溜集现存文物“兴福寺”碑记拓文以及耆宿苏迅老先生介绍 ，上世纪50年代，此地还有“兴福寺”，寺庙里还开办小学，留有许多石碑，寺名称作“徽王庙”。“兴福寺残碑”记载，这里曾是 “归德州牛寺孤堆徽王庄”的产业。
“徽王”源于朱明王朝，是朱元璋的子孙。
朱元璋的四子朱棣篡权成功后以“天子守国门”的名义都城北京，传到第三代英宗朱祁镇，死得早，最小的儿子朱见沛还未及封王他就驾崩了。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即位（宪宗）后，对这位幼小的弟弟很疼爱，封为“徽王”，但封地很费踌躇，由于全国名城要地都被朱元璋的其他儿子早年占领，宪宗经过仔细选择，把徽王的封地选在了钧州——也就是钧瓷的产地（到了四代之后的神宗朱翊钧时代，为避皇帝讳，“钧州”改称了“禹州”，直到今天），虽不算特别优待，比之边远地区的王爷待遇，已经是非常优渥了。徽王17岁“就藩”后，仗着皇帝哥哥的爱护，十分贪财，不断上表说自己不够开销，不断索取财物，到处圈占土地，甚至索要徐州的税收自己开支，幸好，都被哥哥批评阻止。宪宗驾崩后，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这时，徽王不改贪婪本性，继续狮子大开口，向侄子皇帝上表：“请乞归德等州地土。”孝宗皇帝很恼怒，但鉴于徽王是先帝的亲弟弟，还是为数不多的亲叔叔，不好直面斥责，左右为难。于是，讽喻吏部尚书王恕上奏折，严厉斥责徽王朱见沛，身为宗室亲王，本身岁禄既高，先帝又已赐予不少土地，不该与民争利。表曰：“臣闻徽王得地已不少，兼有本等禄食。凡吉凶之礼合用之物，又出特赐。其富贵视朝廷不甚远，而顾与军民争尺寸之地哉？乞收回成命，仍以书谕王谨守见业，恭已俭用，共保无疆之丕绪。”（《明孝宗实录卷二十八》）
徽王奏请的“请乞归德等州地土”，显然包括这块立碑的“兴福寺”归德州牛寺孤堆这一块，而这一块地，虽然是向皇帝“请乞”，事实上恐怕早就圈为己有了，上表“请乞”，不过是要合法化甚至免税收的特权。至于明明是亳州的土地，却要刻碑记说是“归德州牛寺孤堆”，这里边自然有徽王及其子孙的盘算：亳州属于凤阳府，是皇家的龙兴祖脉，只能属于皇家，他人不能染指，徽王也不敢行此悖逆之举，所以，占有亳州土地却要说成“归德府牛寺孤堆”土地，用以规避法律。从碑文看，“重修钦赐归德州牛寺孤堆官庄兴福寺记……昔家君，徽庄王当成化……宪庙先皇帝分封于钧……”等文字，称“家君”者，显然是徽王的儿子所立，朱见沛死后朝廷谥号为“庄”，所以称为“徽庄王”，显然是徽王死后的称号。徽王薨后，他的庶出长子朱祐檯袭封徽王，他在嘉靖四年（1525）去世，活了44岁，朝廷上谥号为“简”，称“徽简王”。他1508年袭爵，1525年薨，所以，可以判定，这块碑记就在这17年当中所立。文中的“昔家君……钦赐归德州”，从后来宪宗皇帝以及他儿子孝宗皇帝的立场看，显然找不到“钦赐”的依据，刻在碑上，不过是依靠皇权吓唬百姓，因为立碑时宪宗皇帝和徽庄王，都已作古，谁都无法追究真实境况了——不过，徽王一系都很能“作”，徽简王薨后，其庶长子朱厚爝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袭封徽王，他很会拍嘉靖皇帝的马屁，被封为“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证明他曾活动在现在安溜附近“苦县太清一带”。徽简王庶长子朱厚爝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袭封徽王，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去世，赐谥曰恭。徽恭王庶次子朱载埨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袭封徽王。但后来他私自到南京旅游，犯了皇家大忌，“越制僣窃，包藏祸心”，被嘉靖皇帝下旨废为庶人，发凤阳高墙禁锢。而这位徽王听到消息之后，与王妃沈氏、次妃林氏一起自缢而死，时年31岁。徽府除封，从此，“徽王”一系不再袭封。
徽王子孙既在这一带活动，管理有据说7万亩的巨大田庄，管理人员和租户需要上万人，集中居住，建有适当的“城堡”，作为徽王的“别业”，也是合理存在，这时，就有“牛集城”的名字，见之于明代《亳州志》。
当然，这些推测蠡断，还需要考古发掘予以证实。
牛集之“牛”的多种说法
牛集之“牛”，有许多的说法，有说叫“牛屎集”的，故事的根源就在于集镇西北面有一座“牛屎谷堆”，顾名思义，是一泡牛粪长成的一个山丘般的“孤堆”。拉屎成山，自然是一头神牛，关联的故事，无非是寻宝不得，金牛逃逸，拉一泡牛粪，金牛飞到了亳州城，亳州城池是金牛的形状，等等的一连串故事。
牛屎为名，当然不雅，就有文人们把它写成“牛矢集”“牛市集”“牛士集”等等。
牛屎与“牛寺”，音声相近，容易混，会不会是“牛寺”转音为“牛屎”？官方文书记载为“牛寺”，当以官档为准。
既是“牛寺”集，其“牛寺”之“寺”，是什么寺？
华夏农业立国，几千年来，牛，在社会生产力中地位十分特殊，所有的耕牛，非有病残，不得宰杀，此项政令，从秦朝一直延续到1980年，即便在上世纪“文革时期”，没有兽医站兽医签名认可的残牛，如果私自斩杀，也是要去吃牢饭的。由于牛的地位高，牛神，在历代都受供奉。
我国尤其中原地区的牛神崇拜并建寺庙祭祀的，主要有三种形态：
一种是“牛神”崇拜，从秦文公时代开始祭祀，《搜神记》载：“秦文公供奉牛神，牛头人身。”民间认为是牛王成道，并在其生日四月初八那天，逢会祭祀，尊称为“牛王爷”。
第二种祭祀的是“冉伯牛”。宋代的高文虎著作《蓼花州闲录》载：“牛王何人？冉伯牛也！”冉伯牛是孔子门生，十大弟子之一，姓冉名耕，字伯牛。大概名字中既有“耕”又有“牛”，就被人附会而成“牛王”，立庙祭祀。此庙会是在七月十五，据说是冉伯牛的生日，云云。
第三种祭祀的“牛王”，是人而为神，源于宋末元初，祖庙在河南密县大隗镇，有碑，名洪山庙。
其实，以洪山庙为名者甚火，遍布湖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按供奉的神灵，也有三个支派：一为河南省鄢陵县的红山庙，原名谷神庙，最早供奉神农氏，后传在西周初年，商纣王的儿子殷红亡国之后隐居到这个庙里，自号“洪山道人”，教导民众驯养牛马，后被追封为“洪山真君”，此庙遂为“洪山庙”；其二是许昌地区的洪山庙，供奉“牛王爷”，传说牛王在这里得道，与马王爷华光大帝一道，被尊为神祇；第三为上文说到的密县洪山庙，元代初年立庙祭祀，明代重修祖庙，石刻有明·隆庆六年《重修洪山庙记》，据此碑记和其他记载描述，故事较为完整：河北人姓顾名三，生于宋末，举进士为官，恰值战乱，隐居在密县大隗镇洪山，此地历为道教修仙福地，传说黄帝时期的广成子生在这里，他别号“大隗”，此地就名大隗镇，周朝的鬼谷子、汉代的赤松子、晋代蓝岩诸位仙人都曾在此洞府潜修。顾三习医，先为当地百姓的牛马医病，后为人诊疗，名声日隆，成为中州一代的名医。一次宋朝的皇后得了病，百医束手，顾三奉召进宫，治愈了皇后，因不受皇家赐给的金帛，皇帝遂下敕封顾三为“护国真牧灵应真人”。顾三久居洪山，俗称“洪山真人”。一次他误食了毒蛇卵，自己剖腹净肠，亡故。被人敬祀为神，号“牛王”，庙名“洪山庙”，被尊为兽医之祖。
回顾“牛寺集”里的“寺”，哪一位神仙符合坐在神坛上的角色呢？
“牛寺”何“寺”？
追根溯源，供奉牛神的庙宇，就是“洪山庙”。牛寺集的“寺”，最早至少有一座“洪山庙”，不然就不是“牛寺”。至于这座牛寺供奉何神，需要乡中土著耆宿慢慢挖掘回忆，如果大殿供奉的是牛头人身，就是原始的牛王成道；如果供奉的是“人身神像”，大约就是姓顾的“洪山真人”。推测，此地不是牛王的成道之地，因为金牛已经飞走，留下一堆粪便，说明不是得道的“牛王”。农耕社会里，耕牛地位重要，需要神灵的庇护，那么，作为“兽医之祖”的“洪山真人”顾三爷，大概就是“牛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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