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险些以一个人错过一首诗，或以一首诗错过一个人的，当属唐人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了。
张若虚，唐代扬州的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的“吴中四子”张若虚，在相隔一百多年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居然都没有他的传记，以至于其生卒事迹湮没于历史烟尘，无从可考。翻阅唐人选唐诗版迹，凡十种，芮挺章的《国秀集》正“集”于张若虚时期，却当集而未集。到了宋代，在与诗有关的文献里，《唐百家诗选》该选而没选；《唐诗纪事》也是应纪没纪。这些人在历史的风月里，无视地走过了张若虚其人其诗其事。幸而北宋有一位名叫郭茂倩的学人在编辑《乐府诗集》时，收录了五家七篇《春江花月夜》，张若虚的这篇“乐府”被收录其中。后人李元洛先生评说：“如果没有他的收录之功，我们今日失掉的将是一块精神的连城之璧。”后来，在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中，收录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代答闺梦还》。
《春江花月夜》属乐府旧题，相传始创于陈后主，隋炀帝杨广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两首《春江花月夜》。这个旧题，是个大大的“旧瓶”，被赫赫的“吴中四子”张若虚装了浓醇的“新酒”，以至于让中国诗坛一醉千年。
《春江花月夜》铺排了春、江、花、月、夜五种自然景色。历年来，很多人都沉浸在诗中对“月”的描写之中，那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月”，被很多人看作是抒情的主体。而笔者则认为，“春”才是诗中的抒情主调，“人”才是抒情的主体，是被抒情的主角。江是春江、花是春花、月是春月、夜是春夜，就连诗中的思妇游子，也是“情满江树”的思春的人。景副人主，景是为“人”服务的。当“一轮明月共潮生”的时候，升起的那里仅仅是天上的“一轮明月”，分明是“扁舟子”缠绵的“相思”和“捣衣”“卷帘”的思妇心中的澎湃春潮。当月光流走在妆镜台上、玉户帘上和捣衣砧上时，思妇不喜反忧，她一遍遍地想“卷走”“拂去”这恼人的月光，连同心底对亲人的思念，可是月光不走，思念仍在，一同在她心里悠悠地徘徊。她想借助明月寄千里相思，然而，“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没有鸿雁传情，没有龙鱼捎信，空有一地月光和一腔相思。美景哀情，倍显思妇情之深、思之切、哀之重。
再看看那个在明月楼上思归的“扁舟子”吧。“江水流春去欲尽”，随着江水横流，春天将要结束。其实，浩浩江水此时流去的是游子人生的青春啊，流去的是他人生的春天。“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时光像水一样流走而不再回头，游子何日归家？“式微，式微，胡不归？”“田园将芜胡不归？”不是他不归啊，“碣石潇湘无限路”，碣石潇湘，山高路远，路无限，思也就无限了。当“薇亦刚止”，当“岁亦阳止”，那些个“扁舟子”们“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地回归之时，他们心中的伤悲，有谁知道呢？“落月摇情满江树”。摇情，如丝如缕的思归之情，落满了月下的大江和大江边万千春枝。这情，穿过空灵迷茫的月色，也落在了我们的心上。
诗中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也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生发的。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一个宏观的人生之问，它跨越了时间的长河，用这个无解的题，叩问“人”的灵魂。“何人”与“何年”，“江畔”与“江月”，构成了自然的、客观的永恒，齐齐涌到读者面前。在这江、月、人组建的宏大氛围里，一切是那么纯净，一切是那么静谧，一切是那么无始无终。置身在这个独特的环境中，答案似乎来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不尽，江水不尽，明月不尽……至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能再单单看做具体的“何人”“何年”了，统统都囊怀在“代代无穷已”和“年年望相似”的大宇宙之中。
“皎皎空中孤月轮”。流霜的空中，一轮孤月带着满天的寂寞，年年月月在汀上白沙中独来独往，“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她在等待着谁呢？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乘着江畔的月色依次走过：崔颢来了，唱着“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张九龄来了，唱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李白端着酒杯来了，唱着“晴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苏轼穿着芒鞋来了，“唱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世的名人们，引用或化用着张若虚此诗中的名句，把人生的春、江、花、月、夜渲染得无比璀璨美好。江月亦等来了它的知音，从此，孤独的江月不再孤独。
春夜的月亮在江水和花丛中升起，也在人们的心中升起。一千多年后，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盛赞《春江花月夜》，说它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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