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7日，在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了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说：“17世纪中叶，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来到中国，广泛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医学、地理等学科，发表大量著作，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
卜弥格不仅是中波交往史上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将中医与牡丹介绍到西方的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卜弥格在《南京省地图》中把牡丹标注在地名亳州之上。
游历中国后，卜弥格撰写了《中国地图集》
卜弥格原名米哈乌·伯多禄·博伊姆（MichPioBoym），1612年生于波兰，出身波兰贵族家庭，祖父曾经担任国王斯泰凡·巴托雷的秘书，父亲担任过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的御医。在爱德华·卡伊丹斯基等波兰学者看来，卜弥格是对《马可·波罗游记》作出科学解释的第一人，也是向欧洲介绍中医药与中国植物的先驱。他曾经完成过三次穿越东西方的传奇旅程，途经非洲、西亚、中亚、南亚与东南亚，还游历过明朝的多个省份，实地考察了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证实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1647年，卜弥格来到中国内地游历，他自广东出发，一路北上，途经湖南、湖北、南直隶、河南等地，最终抵达陕西。在西安，卜弥格有幸见到了珍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不仅完整翻译了全文，还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了这份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献。后来，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全文发表了卜弥格从中国带回的碑文，全文长达1561个汉字，这是欧洲首次发表如此长的中文文献。为了准确识读碑文，卜弥格还掌握了中国皇帝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方法，展现出了他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650年至1656年，卜弥格出使欧洲期间，利用中国舆图知识与实地考察经验，撰写了《中国地图集》。此书包括中国总图、分区图、中国城市经纬度表和文字说明4个部分。由于没有正式出版，它多以手稿的形式散落于欧洲各地，其中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藏本最为完整。1922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梵蒂冈发现了《中国地图册》的手稿本，含《中国总舆地图》和明代两京十三省及辽东、海南17张分图，并有目录与图说。《中国总舆地图》尺幅为85.5厘米×82厘米，17张分图的尺幅均为43厘米×31厘米。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在《中国总舆地图》上，地名被标注到了府一级，而分区图则更为细致，地名标注到了县一级，甚至包括了一些卫所与土司。这些地名的标注采用了中文和拉丁文拼音对照的方式，既体现了卜弥格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方便了欧洲读者的理解。图上的府、县名均配有图例，其中府名外加方框，这种绘制方式在明代地图中极为通行，显示了卜弥格对明代地图绘制规范的熟悉与尊重。
更令人赞叹的是，地图上还标有经纬度及西方地图中常见的风玫瑰，这些元素的加入，使得这部地图集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展现了卜弥格在地理学上的深厚造诣。此外，卜弥格还在地图上绘制了许多彩色的插图，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动植物与矿产等，使得这部地图集既是一部严谨的地理著作，又是一部充满艺术气息的画册。
他这样描述当时中国城市：“中国有1510个大一点的有城墙防护的城市，493个小一点的有城墙的城市，还有2503个更小一点也有城墙防护的坚固城堡，就不算那许多像小城市那样的村镇和居民点了。根据朝廷公布的数字，这样的每个村镇都有7000居民。我在这里还要举朝廷公布的另外一些数字，如中国称为府的最大的城市有160个，其中有15个是首府。”
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卜弥格成功解答了长期困扰西方的疑问。他验证了托勒密笔下的丝国、马可·波罗描述的契丹以及葡萄牙人所说的China、Sina，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个国家——中国。在绘制地图和撰写图说的过程中，卜弥格仔细考证了马可波罗提及的几十个地名的确切位置，展现了他对地理细节的严谨态度。
在《中国总舆地图》《陕西省图》《北京省图》《辽东图》等作品中，卜弥格特别绘制了长城，并明确指出了长城的东西界限。这是欧洲首次了解到长城的详细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卜弥格绘制的《南京省地图》介绍了亳州的牡丹。南京省是明末民间的俗称，即原以南京为首府的南直隶地区，亳州曾是南直隶下的散州之一。
卜弥格手绘的《南京省地图》。
地名亳州之上 绘制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南京省地图》绘图方法上结合了中国的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度测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图例与明代地理学家陈祖绶主持绘制的《皇明职方地图·南京》大体相似，图幅范围、地名与古迹分布也基本相同，应是参考陈祖绶图改绘。图中特别标注了两个“蒙城”，北部为北蒙城，因邻近蒙泽而得名，战国时楚国曾在此设置蒙县，汉晋时期沿袭此名，又被称为“大蒙城”；南部原为山桑县，唐代改为蒙城县，又被称为“小蒙城”或“南蒙城”。图幅右侧详细列举了南京省的物产，包括银、铅、锡、铁、铜和盐等资源的分布情况。图幅右上方则绘有“皇上”图样，生动地展现了永历君臣的画像，体现了对当时政权的尊重与敬仰。图幅左上方，在地名“亳州”之上，绘制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并附有中文与拉丁文的对照标注。值得注意的是，“亳州”的字形准确无误，但读音却误标为“hao cheu”，应是作者的标注失误。
对于17世纪的欧洲而言，牡丹曾是一种传说中的花卉。一些欧洲人认为，就像龙与凤一样，牡丹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有国内学者认为，1786年，英国邱园的约瑟夫·斑克斯（JoseBanks）请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师亚历山大·杜肯（AlexandDuncan）在广州收集了牡丹，于1787年送到了邱园，1789年便有一株开出了高度重瓣的品红色花，这是欧洲最早的牡丹。1804年英国植物学家安德鲁斯将它定名为Paeonsuffruticosa，这是牡丹第一个学名。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与其他手稿表明，他才是最早将牡丹介绍到西方的人。他在《中华帝国简录》中说：“牡丹花有二十四片花瓣，呈红色。蓝梅花呈蓝色。九里花或万里花呈非常漂亮的紫红色，是花中之王。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花，都很漂亮，让人赞叹不已。花的种类很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
在遗作《中医处方大全》一书中，他详尽地记录了牡丹、白芍等多种中药材的特性和用法。“取牡丹皮、白茯苓、泽泻各一两，熟地黄八两，香菜、山药各三两，附子去壳，桂皮去硬皮，混在一起后碾成粉末，用蜜将它们粘捏成梧桐子大的丸子。将十五到二十五个这样的丸子饭前空腹用温热的酒送下。一般早晨服用，经过较长时间的吸收后，可以恢复阳气，促进骨髓的生长，活血，使病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该书的第二章更是详细记录了289种药材的音译名和拉丁文介绍。书中这样描述：“白芍，这是一种白色的树根，味道又酸又苦，性微寒，稍毒，入肺，养血；赤芍和白芍一样，但它是红的，性温，味涩，入肝。它的作用和藜芦相反，因此不能和藜芦一起使用；桑白皮，这是桑树根上的皮，有甜味，性寒，入肺，驱除肺中有害的气体，祛痰。这种树的叶子能使人消除疲劳，果实补阴，树枝去风、健神经；甘菊花，这是一种苦中带甜的花，性温，入肺、肝、胃和肾，补阴、明目、祛风。”
无独有偶，以上记载与历史上亳州的药材栽培历史不谋而合。人们往往提及洛阳、曹州，却鲜有人知亳州是明代牡丹种植与观赏的中心。明代亳州牡丹甲天下，“奇奇怪怪，变变化化，造物者若不能自秘其工巧，以于人之转移而日献奇贡艳于人耳目之前，故者新，新者又故，然则牡丹之变，岂有极乎？”意思是牡丹花的品种，奇奇怪怪，变化多端，造物主如果不把它的奇妙工艺秘密隐藏起来，那么它就会一天天地在人们的眼前展示它的新奇姿容，旧的品种刚被淘汰，新的品种又出来了，牡丹花的品种变化无穷，可考的品种达二百多种，专门种植牡丹的园圃有薛凤翔之薛园、夏之臣之南里园等。
《亳州牡丹史》云：“欧阳永叔《牡丹记》亦谓洛阳天下第一，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又曰：“昔宋时花师多种子以观其变，顷亳人颇和种子能变之法。永叔谓四十年间花百变，今不数年百变矣，其化速若此。”明代亳州人已经掌握了培种育种牡丹之法，数年就能育成数百种牡丹。《亳州牡丹述·跋》云：“亳州牡丹甲天下，前明州人薛凤翔著有牡丹史，极其扬诩，玉樵先生牵丝项邑，与亳为邻，迨以艰归，尚不能忘情，于是花征诸友朋，作为此述也。”《亳州牡丹述》作者吴江钮琇曾经在项城做官，将牡丹引种到当地。他被亳州牡丹深深吸引，因此又著作牡丹述。该书又载清代亳州牡丹盛况：“（牡丹）鄢陵通许及山左曹县间有异种，惟亳州所产最称烂漫。亳之地为扬豫水路之冲，豪商富贾比屋而居，高舸大船，连樯而集，花时则锦幄如云，银灯不夜，游人之至者，相与接席，携觞征歌啜茗，一椽之僦，一簪之需无不价踊百倍，浃旬喧讌，岁以为常。土人殚其艺、灌之工，用资客赏。”亳州牡丹最为烂漫，吸引了无数富商前来观赏。牡丹盛开时，亳州城内灯火通明，游人们相聚一堂，品茗赏花，热闹非凡。这种盛况已然成为亳州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如期上演。甚至引起了牡丹价格的飞涨，近乎近世荷兰的郁金香经济。
薛凤翔系亳州籍明代名臣薛蕙的后人。以种花学圃自娱，于万历年间著成《亳州牡丹史》四卷。他模仿了《史记》的体例，将内容分为纪、表、书、传、外传、神异、艺文等多个部分。这部作品不仅总结了牡丹的品种、逸闻趣事、诗词歌赋，还深入探讨了牡丹的鉴赏方法和栽培管理技术。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267种牡丹进行了细致分类，并生动描绘了152个品种的性状和颜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牡丹研究资料。后又有夏之臣作《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土脉颇宜花，毋论园丁、地主，但好事者皆能以子种之。”以薛凤翔、夏之臣为代表的亳州士人致仕后多建园林，种植牡丹，以品赏牡丹交游。据葛小寒先生考证，亳州牡丹在晚明达到鼎盛，至清代逐渐衰落。
《中国植物志》中的生姜。
根据现有资料，卜弥格在1647年5月桂林之战后便踏上了北上的旅程，游历时间约一年。由于卜弥格的手稿遗失颇多，只能根据他提到的地点拼凑出他的旅行轨迹。去程大概是由水路途经湖南、湖北至南京，他留下了一段对南京与运河的详细考察，然后再沿着淮河、涡河的传统航道到了河南开封，最终到达陕西西安。返程之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卜弥格被迫翻越秦岭，自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与广东回到澳门。1649年初，他又从澳门启程，回到肇庆的南明朝廷。
在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中，他绘制了大黄、莲花、生姜、春秋花、玉兰花与茯苓等多种药材，但只有牡丹这一品种明确标注在了亳州地名上方。这让我们不禁猜测，卜弥格在游历过程中很可能途经了亳州，并对当地的牡丹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欧洲后，他分赠了一些采集的植物种子给各国贵族，以此寻求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其中是否包括牡丹种子，至今没有定论。不过，某种意义上讲，亳州牡丹是欧洲人认识牡丹的先声。
首位向西方世界介绍《黄帝内经》的学者
尽管卜弥格著作众多，但《中国植物志》却是他生前唯一得以出版的作品。这是欧洲第一部关于远东和东南亚自然植物的著作。书中详细描述了二十九种动植物的独特特性及其产地，同时，卜弥格还亲自绘制了二十七幅精美的插图，使得这些植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正是由于卜弥格的这部杰作，欧洲人才开始对中国的自然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展开深入研究。
卜弥格首次向西方介绍了阴阳五行、中医脉诊、中医方剂、针灸穴位、五脏六腑、本草入药等中医学说。卜弥格有两部遗作，即《中国医药概说》与《中国诊脉秘法》。前者收录本草与中医知识，后者介绍了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以及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方式。他的一些手稿又被整理为遗作《医学的钥匙》。经汉学家雷慕莎、伯希和、卡伊丹斯基考证与整理，卜弥格介绍中医的著作参考了《黄帝内经》《脉经》《神农本草经》等当时通行的中医典籍。卜弥格曾这样描述阴阳的关系，“古时候的中国人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并且保持健康，是因为其体内有两种能够结合在一起、互不抵牾的属性，一种叫阳，另一种叫阴。他们所说的阳就是原始温，阴就是湿的成分。他们认定上面提到的湿的成分和原始温是用来输送气和血的，它们也是连在一起的，但有一定的比例。如果一个人身上的原始温和湿的成分的比例适当，那么他就处在最有活力和最健康的状态。”
卜弥格的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但他有着沿途创作与考察的习惯，留下了不凡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大多数手稿都已遗失，仅存的文稿散落在欧洲各地，其中一些被后人传抄、摘录与引用。
翻译家王银泉高度评价了卜弥格的贡献。他说，卜弥格在中医西传的历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首位向西方世界介绍《黄帝内经》的学者，还是全面介绍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脉诊、方剂、望诊、针灸穴位图解以及中草药的先驱。更值得一提的是，卜弥格是首位全面系统研究中医理论并发表严肃中医学术著作的西方人。他的这些杰出成就，无疑使他成为中医西传的关键人物。正是卜弥格的作品，激发了西方对中医药的浓厚兴趣，从而推动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中医药热潮。
由此可见，东西方的交流始终未曾中断。处于大陆两端的人们对于了解彼此充满兴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频频交汇。从16世纪至18世纪，传教士们以笔墨为媒，续写了伊本·巴图塔与马可·波罗的传奇篇章，更为19世纪近代西方汉学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种子。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数千年来，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不断增强，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才有了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相伴相生，在世界能发现中国，在中国也能发现世界。我们理应认真感悟历史，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定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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