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山玩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既已有之。老子崇尚自然，向往隐逸，辞官西游；孔子周游列国，放意林泉，流连山水。经秦汉至魏晋，建安诗人登山、玩水、游园、聚会、游宴、赋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旅游意识，催化了建安旅游的发展。
曹操迎献帝都许后，即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凭借着政治地位上的优势和对文学的爱好，对当时那些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士如建安七子等，产生了强烈的凝聚力，先后游息于曾操的霸府所在地邺城而依附曹操。虽然有君臣宾主身份上的差异，但关系友好，朝夕相处，感情融洽。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过流离的苦难，有着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动荡的社会现实激荡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并引起感情上的强烈回应，因而，他们追求失去的自我，更渴望表现现实中的自我，把目光转移到自己周围的事物上，亲近山水园林，追求游猎之乐。移情山水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游观是建安诗人精神风貌的显有特征，这种旅游意识也充分地表现在他们的诗中，例如，曹丕《于玄武陂作》：“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植《芙蓉池诗》：“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陈琳《游览诗》：“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王粲《杂诗》：“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渚间。”仲长统《述志诗》：“敖翔太清，纵意容冶。”从这些诗句中不仅感受到建安文人强烈的游观意识和感情，也看出他们已把自然美景视为具有一定审美特征的对象，并从中获得愉悦和放松。
因此，他们经常投身于大自然，朝游夕宴，尽情地享受良辰美景，形成一股旅游热。这种情况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说得非常清楚：“建安末，时余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常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据记载，规模较大的有两园西游和南皮之游。
曹丕曾两度致书吴质，追述这两次旅游的游览、行乐、宴饮、赋诗的情景。此类活动之后虽也有之，但无法和建安诗人的西园之游、南皮之游相提并论。正因为建安诗人淫游极乐，作为建安文学的主要人物，曹植在其《节游赋》中明确表示反对淫游，主张节游，但他本人并不是不游，也纵情游观，经常“步百园而重鹜，庶翱翔以解忧”。
建安诗人的这种结伴旅游活动，标志着他们对山水的推崇及其浓厚的山水感情。这势必引导建安诗人关注自然美景，抒发内心的深情寻找合适的外部环境，从客观上促使建安诗人张扬个性，成为诗人创作的动力和最好的媒介，吟诗作赋，从中发展出山水旅游诗来，顺理成章。曹操东临碣石观沧海，唱出有“吞吐宇宙气象”的《观沧海》；曹丕随军东征自涡入淮，作《浮淮赋》；曹植邀嘉宾登台宴游创作《娱宾赋》。这皆说明眼前的自然景色已成为诗人表情达意的媒介。
这个时期的山水之作如曹操的《苦寒行》《观沧游》，曹丕的《至广陵于马上作》《于玄武陂作》《芙蓉池作》《清河作》《沧海赋》，曹丕、王粲的同题之作《浮淮赋》，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游观赋》《临观赋》，陈琳的《游览》《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游海赋》等以及《公宴》《杂诗》皆为旅游诗，都是在“怜风月，狎池苑”的旅游活动中完成的。这些旅游诗或写乱世旅途所见之惨象，或抒从军报国平天下之情怀，或写郊野游宴赏景之乐。多元化地强化诗歌的抒情氛围，渲染了动荡不安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从此，山水自然描写进入了公宴、游览、军旅、行旅、招隐、游仙、游学等各体文学作品中。
建安诗人的自觉旅游，不仅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为后世文人旅游提供了示范，培养了他们浓厚的山水情趣，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名士游览吟诗活动，如竹林七贤、金谷雅集、兰亭聚会、乌衣之游、山泽之游等，但尤其是南朝谢氏家族大小谢的怡山悦水，更成为佳话。这种狂热山水的情趣，尽管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但建安诗人怡情山水风尚的先导则不可忽视。他们在千姿百态的山水中寻找抒发情感的最佳模式，抛开世事的纷扰，把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倾注于山水，创作出大量的山水旅游文学作品，使之日臻完美成熟。
之后，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帝王游、官宦游、士子游、商旅游、军旅游等各种旅游活动络绎不绝，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普遍提高，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人们从以劳动为中心的繁忙工作中解脱出来，步入追求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的消费时代，旅游成为一种时尚的愉悦活动和新兴的产业。这种新的生活理念强化了旅游的魅力，旅游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一种高雅的精神生活享受。
对从事旅游业的人来说，要充分认识到建安诗人的集游园、宴乐、赋诗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挖掘古代文人雅集旅游所创作的文化遗产，总结古人旅游经验，建立一种新颖的、高雅的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旅游活动格局，把发展旅游事业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古代文人旅游中生动活泼的形式如游宴咏诗、一觞一咏、流觞曲水等再现于今天的旅游活动中。这既能强化旅游情趣，提升旅游档次，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对游客普及文化教育，是创造和谐社会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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