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春，由于中共涡蒙亳县委遭到破坏，被迫流亡他乡的刘因、李晨秘密返回涡阳，串联部分进步青年秘密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团”，王笑伟、王大衡、丁示民、陆至晨、田开诚等青年积极参加，毅然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成为涡阳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涡阳县党部将“抗日救亡宣传团”改为“抗日自卫宣传大队”，承认其为合法组织，并借给自行车五辆，按月发给一些宣传费用和生活补助。
涡阳抗日自卫宣传大队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和支持，一些教师和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宣传大队。很快，抗日自卫宣传大队发展到40余人，工作开展得很活跃。他们在涡阳县城进行街头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吞并中国的野心，声讨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鼓动各界人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来，为民族解放尽心竭力。他们还通过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标语、出墙报、画壁画、组织群众集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形成浓厚的抗日救亡氛围。
涡阳抗日自卫宣传大队还在《涡阳日报》上开辟“抗战三日刊”专栏，摘登和撰写有关宣传抗日的理论文章，披露日军的暴行，分析国内外形势，报道战局发展状况，批驳复兴社分子散布的“唯武指论”等悲观论调。他们还经常介绍军事常识和防空知识，指导民众如何应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并组织宣传小组深入到高炉、双庙、蒙关等集镇、乡村进行宣传，受到群众的欢迎。
西安事变后，涡阳抗日自卫宣传大队大张旗鼓地在《涡阳日报》上提出拥护国共合作，并颂扬张学良、杨虎城对国共合作的贡献，专栏面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深深刺痛了国民党涡阳县党部和政府的官员们。国民党县长朱国衡拍案大骂：“这是共产党干的，他们是人民阵线。”复兴社分子更是以此为口实肆意攻击，借机煽风点火。国民党县政府和复兴社特务对涡阳抗日自卫宣传大队动辄逮捕，限制其活动，改变其性质，对其实施改组，撤掉王大衡的队长和刘因的编辑职务，勒令李晨退出宣传大队，另派复兴社分子张海清担任领导，并规定宣传大队的文稿必须经县党部审查后才能发表。宣传大队奋起反抗，最后被迫停止活动。
二
刘因、李晨等人受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启示，决定到延安寻找共产党。1938年1月中旬和2月初，涡阳抗日自卫宣传大队的队员分两批先后离开涡阳，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党所主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到延安学习，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涡阳的抗日自卫宣传大队最后停止活动了，虽然为时仅仅三个月，但是它在淮北大地上播撒了抗日的火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队伍。
1938年5月，安徽省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任命杨思九为涡阳县动委会指导员。11月，任命蒙城人邵恩为涡阳县动委会指导员，县长葛传尧兼任主任委员，国民党涡阳县党部书记长杨林祥兼任副主任委员。涡阳县动委会设在县城新华街路北的华祖庙内，设有组织、宣传、总务、后勤、情报五个部。各部部长由动委会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但他们只挂名，很少问事。各部具体工作主要由干事负责，这些干事多由进步青年或先进分子担任，他们分别是组织干事李晨，宣传干事王笑伟，总务干事卢锡球，后勤干事张旭初，情报干事先后是刘震五、李君可。动委会下设有农民抗敌协会、工人抗敌协会、商人抗敌协会、青年（学生）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另外，还成立了青年抗敌工作团，团长智绍贤，省动委会第二十七委托工作团，团长先后是邵仲元、王奎龙；省动委会直接领导的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解少江；省属第二十八工作团。各区也成立了动委会，由县动委会直接领导。区动委会设专职指导员，各区乡都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有的还成立了抗日民兵大队。
涡阳县动委会及各抗日团体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编印抗敌小报《动员三日刊》。该报由李晨主编，王笑伟编辑，孙幼文刻写。他们借鉴新四军游击支队机关报《拂晓报》的版式，内容有新华社电讯、时事述评，有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也有李晨等动委会成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撰文，形式活跃，内容丰富，切合时政，通俗易懂，深受社会的好评。《动员三日刊》每三天一期，八开两版，逢节日两张，每期200份，除在本县发行外，还与外县、外省交流。一直坚持到1940年2月涡阳县动委会被迫解散时，《动员三日刊》才被迫休刊。
三
演抗日戏，唱抗日歌。涡阳抗日自卫宣传大队演出的剧目有《父与子》《东北一角》《保卫上海》等，还有刘因在延安创作的《良民》《可以来往的朋友》，以及王奎龙写的《千古恨》等。这些剧目的演出对于宣传群众共同抗日起到了很好作用，影响很大，如委托工作团在丰集演出时，观众多达几千人。动委还专门编了一本《抗日歌曲选》，收录全国十分流行的《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红缨枪》等，印刷200多份，分发到各学校，并派人去教。当时，无论县城和乡村，抗日歌声此起彼伏，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涡阳民众的抗日热情。
办墙报，贴标语。从1939年2月至1940年1月近一年的时间里，涡阳县动委会及各抗日团体在县城石狮子街厦门街口、东城墙、洋房街四个地方举办了“大家看”墙报，每日一期，从未间断，一共办了350多期。墙报内容有时事新闻、抗战故事、文艺小品、抗日歌谣、讽刺漫画和工作动态等。墙报生动活泼，很受民众欢迎。如歌谣《拆城墙》：“哈黄牛，炸响鞭，拆了城墙又拉砖。我们实行游击战，没有城墙更方便。鬼子仗着大炮强，有了城墙好躲藏。鬼子攻，我们走，鬼子来了不能守。”又如歌谣《小白鸡》：“小白鸡，挠草垛，我们不买日本货。你的洋布虽好看，穿不久就要烂。我们会织老粗布，又结实，又暖和。”这些歌谣通俗易懂，押韵上口，形象地反映了涡阳民众的抗日信心和决心，很快被传唱开来。城郊有一个好说快板的窑工，每天都去看墙报，然后就打竹板敲唱，进行抗日宣传。此外，县动委会和各抗日团体还在县城和集镇大量张贴或在墙上刷写“抗战到底”“团结抗日”“抗战必胜”等标语和漫画，大造抗日宣传声势。
此外，涡阳抗宣队还进行街头宣传和家庭访问。他们经常在县城主要街道、全县大小集镇以及一些大的村庄进行街头 、村口抗日宣传，所到之处围观民众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气氛热烈，影响很大。为了动员知名人士和富裕人家为抗日出力出钱，他们还主动到这些家庭进行访问和宣传，号召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动中来。
1939年5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涡阳县城设立联络站，成立了秘密的中共涡阳县委，民先队员李晨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晨在新四军游击支队涡阳联络站负责人任泊生和中共涡阳（秘密）县委书记徐宏九的领导下，积极团结进步青年，注重斗争的策略性，先后在动委会发展了3名党员，充实了进步力量，密切了党组织与动委会的关系，掌握了抗日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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