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
母亲说我生于五七年。
如此说来，我成长到今天，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三两岁年纪时，躲过了那场可怕的大饥荒，没有饿毙，而且对于饥饿，没有铭心蚀骨的记忆——不像六十五岁以上的人，说起饥饿感来绘声绘色，食指大动，情节与细节齐进，蹙眉与切齿共舞。
但我也是不走运的一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里，吃不饱，是有时的。吃不好，是经常的。不要说吃肉，每年一次过生日，能吃一枚鸡蛋，慈母都得提前谋划。吃到嘴里，要幸福好几天的。
掉句文：余生也晚。也没有赶上亲见亳县口头传承史上传播较远的“霜打麦”事件。年纪大的人介绍，1953年春天，节气接近“谷雨”了，小麦已经出齐了穗子，一夜天气突变，寒潮来袭，零下好几度，出穗的小麦全部被“霜打死了”。太阳一出，麦穗断倒，一地枯黄。庄稼人哭声遍野。刚刚熬过冬季，全指望午季收成，麦子绝收，将是半年无粮啊！
有老皇历那会儿，天文家都有推算，印在皇历上，某年是“几龙行雨”，预测年内的降雨量。靠天吃饭嘛，歉年、丰年，关乎生死的。长久以来，农村民间也积累了许多有关“丰歉”的农谚，而且大都效验如神，如：牛马年，好种田，就怕鸡猴那二年；正月打雷麦谷堆，三月打雷遍地贼，等等。没甚道理，但往往有验，农民信之不疑。家里的粮食囤就早早做了安排，该留下的，忍住肚皮，宁愿半饱或者掺食野菜，也要留有余地，以备灾荒降临。
随着城市扩张，许多耕地为经济发展做了牺牲，农村日见凋敝。城市的喧嚣如一盏灯，农村人如一群蛾，被吸引着，奋不顾身地逃离乡村飞赴城市，乡村更加沉寂和没落。几个留守的老人勉力耕种着儿孙们抛下的田地，守着没有孩童喧闹的冷清村庄，他们并不抱怨儿孙，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家里的那三二亩田地的产出，对于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已经无足轻重，一亩田种得再好，也不过千把几百元的盈利，遇上风烈雨逆，怕是还要蚀本，而粮食又是烂贱的。
于是乎，农人们对于年成的丰歉很是淡然，对于开发，倒是十分热心的。
时至今日，农业还是在“老天”的控制之下，譬如今年。从去年秋天小麦播种开始，天气最是符合小麦种植要求，俗话，“麦要八十三场雨”，八月十月都因时而雨，小麦的根儿扎得特别好。今春三月，几场春雨，麦苗拔节、抽穗又特别好，按说，该是一个十足的丰年的。可是，进入农历四月，小麦该“上面儿”的时候，却接连阴雨低温，一连十几天，小麦的粒儿见不到足够的太阳，就如不足月的孩子，很是黑瘦——功亏一篑啊。
在乡村遇到乡亲，话及今年麦收，大家微笑着说：今年的小麦赶不上前年饱满了。语气淡定而从容，听不到一丝抱怨和对生活的忧虑。这种无忧状态反而引发了我们这一辈人对饥饿的回忆，进而产生杞人之忧，我们的粮袋子，这么的无关紧要了吗？
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属于“多虑”了，我们的政府对于粮食安全，肯定早有安排，用不着我们担心。只是，民间整体对于粮食产出无所谓的态度，还是叫人心里边产生一丝丝的不安。逆而推之，那个忧天的杞人，怕不是个虚构的人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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