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的堂屋还是三间草房。房子的墙角直接在泥土地上排几层砖，接着上面用麦糠和泥打筑成墙，最上面架梁起屋，屋顶上苫着厚厚的麦草。向阳的一面墙上，留着两窗一门。窗是木窗、木框、木窗棂，再无遮拦。门是沉重的双扇木门，对开对关，无论开关，都吱呀有声。要出门了，把门搭链往门鼻上一挂，再用小木棍往门鼻里一插，即可转身离去。家徒四壁，没有门锁，也无需锁门。
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后，父母的劳动热情大为高涨，每天忙碌在责任田里，收获季节，脸上一天到晚挂着丰收的喜悦。不到三年，他们就对堂屋进行了改造。把屋顶的麦草掀掉，在土墙上砌了几层青砖以后，再架梁起屋。架比原来高，梁比原来粗，屋面上青陶大瓦覆盖，屋脊上黛青小瓦压脊。依然是两窗一门，窗依然是木框，但窗棂却换成了钢筋。门依然是原来的门，但新刷了一层酱红色的油漆，显得鲜亮了许多。门鼻上多了一把挂锁，锁是小号“永固”牌弹子锁，锁孔里插着银亮的钥匙，钥匙上系着一根耀眼的红头绳。有事出门，把门搭链往门鼻上一挂，咔嗒一声，用弹子锁一锁，钥匙往兜里一塞，就可以放心地出门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村子里不少人家已经建起了浑砖全瓦带走廊的大瓦房。父母不甘落后，把原来的堂屋全部推倒，重新加深地基，也建造起了崭新的大瓦房。大瓦房比原来的堂屋要高、要大，六米的进深，一米的走廊，显得宽敞明亮。门窗不再用原来的门窗，窗换成了宽大的玻璃窗，门换成了两扇更宽大的门，整座房子看上去是那么高大气派。“永固”牌小号弹子锁挂在门上不免小气了一些，于是换成了泛着金色的中号“双环”挂锁。我家每人一把钥匙，我特意买了个钥匙串儿，把钥匙挂在腰间，钥匙银亮亮的，一闪一闪，晃人的眼。
进入九十年代，父母依然雄心不减，接着又盖起了偏房和一座大门，我家俨然成了一座四合院。这样，我的钥匙串上又多了几枚钥匙，走起路来，钥匙相摩相撞，哗啦啦地响。
参加工作以后，在江淮大地辗转了几年，1993年，我回到故乡那座小城，分到了一套公房。房，是楼房，面积不大，仅四五十个平方米。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那房子两室一厅，有厨房，有卫生间，有阳台，在当时的小城还不多见。拿着一串新房的钥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凝视半晌，郑重地取下一枚，把它加入到我的钥匙串中。为了保障安全，过不多久，我又给房门加装了一扇栅栏式防盗门。这样，我的钥匙家族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
到了二十一世纪，农村的社会经济深入发展。家乡开始进行新农村建设，村里统一规划，各家各户按照要求争先恐后地建起式样一致的楼房。父母虽然已经年迈，却仍然不甘落后，也响应号召，坚决拆掉了略显破旧的四合院，建起了新颖别致的小楼。小楼高两层，仿大理石立面，欧式屋顶，前面安装着高大的朱漆防盗铁门，门上安装着防盗暗锁。楼前是一个小院儿，院门是欧式镂空铁门，铁门上挂着一把大号“玛玥”挂锁。母亲交给我两把崭新钥匙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换掉了原来四合院的钥匙。
我的那套公房住了没有几年，政府开始房改，我买下了那套住房的全部产权。后来，那里成了我的婚房，我在那里成家，生子，育儿。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小区投入使用，我原来的那套房子渐渐地就落伍了。这时，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人，那套房子陡然间显得逼仄起来。为了改善居住条件，2015年，我在城市南部新区的一个新建小区买下了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小区里环境干净优雅，新房舒适敞亮。乘坐电梯上来，穿过走廊，摘下钥匙串儿，拣出那枚最新最亮的钥匙，转上几圈，打开面前的那扇名牌防盗门，就进入了我的新家。
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妻子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上了。经过半年的努力，妻子顺利地拿到了驾照。驾照在手，买车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经过一番考察、比较，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就去省城接回来一辆崭新的小汽车。小汽车买回来，妻子留下一把车钥匙，把另一把递给我。那把钥匙比起其他的钥匙要沉一些、大一些。我知道那寄托着妻子的希望和鼓励，她希望我也能尽快地拿到驾照。我接过来，暂且把它收藏了起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正式加入我的钥匙行列，成为我钥匙家族中最高大、最威武的一员。
就这样，随着时光的流逝，从无到有，不断地弃旧纳新，我钥匙串上的成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新潮！
如今，每当拿出钥匙要开门的时候，我禁不住要摇上两下，哗啦啦，哗啦啦，那清脆悦耳的响声，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变奏吗？ （李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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