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之殇

中医之殇

◎超凡

好中医越来越少，名中医日渐凋零，这是很可忧虑的现实境况。为什么会这样子？根子在于中医成长、培养的体系出了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中医的成长大约有三条通道：读书人改行；太医院、州府医署培养；医家代代相传或收徒传授。

读书人改行行医的，历史上大有人在。张仲景，通五经，举孝廉，做长沙太守，虽然正史上无传，却因为写了一部《伤寒论》而名垂青史，被誉为医圣；华佗，通五经，举孝廉，不去做官而习学医术，终成“神医”。后代的读书人，读书的理想就八个字：不为良相，即为良医。都是有益于世人。读书之后如不能入仕做官，尤其是考中秀才之后，久不中举，为了养家糊口，要么一袭蓝衫为西席幕客，教几个学生，谋个“馆职”，要么就深研基本医书，执岐黄之业，养家糊口。那个时代，儒生入门的功课为四书五经，对于《易经》知识烂熟于心，阴阳五行之理谙稔在胸，学习中医，自是水到渠成——“秀才习大夫，快刀切豆腐”，许多名医都是这样从秀才队伍中走出来的，“金元四大家”，无一不是儒医；明末清初的傅青主，不仅在反清复明的侠义道上赫赫有名，而且书法、文章、武功都为世人称道，尤其著名的是他的医术，留下一门傅青主女科，作为妇科经典著作。近观亳州近代的几位名医，白秀峰、李秀才、罗舒庭，有的是秀才出身，有的是书香门第，都是中途弃儒就医，从而成为名医的。

皇家的太医院和各州府县的“医署”里，都聚集了较有名气的医生，有些御医和州署医生，不仅代代相传，而且也收徒授艺培养了不少的好医生。最为关键的，他们还对民间医生制定考评标准，“十愈其九者，上医；十愈其八者，中医；十愈其六者，下医”。“下医”以下的，大约就不可以执业悬壶了。

在这两个渠道之外，还有民间家传的医道谱系，成为民间医生的广泛来源。有些家传的“堂号”传承一二百年不断，如笔者家传的“保和堂”，已历八世，200年以上的历史。这部分家传医生，耕读传家，半农半医，家居乡村，有田有产，儿孙读几本书，如不能考中秀才，就随长辈读医书习医。譬如我的老祖爷的父亲，青年失目，全凭记忆，教授四个儿子习医，都成为医生。他们以儿科为主，从阜阳的插花庙，一路向北，为小儿接种“痘苗”，走过王人集、高公庙、标里镇、花沟集、观堂刘集等，二百多里地，沿途都是“保和堂”的患者。

长期的行医经历，家族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子承父业，都有几门绝学和绝方，虽然子弟中可能有不够聪慧之人，但记牢几个症状，牢记不同医案和方剂，只要认准症状，有时候也能一贴而愈，其效如神。

以上这些习医者，除秀才改行外，大多从学徒做起，即便是家中子弟，也如外来徒弟一样，如我父亲跟随其叔父学习中医时，每晚，并不睡在家中，无论冬夏，与其他徒弟一起睡在店铺柜台的木板上，早起洒水、扫地、擦桌子、抹柜台、擦药橱子、卸门板、挂招牌，然后，把厨子里的药该切的切，该碾的碾，该炒的炒，该炙的炙，从而学习认识药物。患者来了，先生开出药方，放柜台桌面上，镇纸压住，一味味称量，抓齐了，逐一对方点药，包上纸包，纸经子缠裹，串成一串，收钱、记账，交给病家，并不厌其烦地交代煎服之法。

忙完一天，装上门板，点上油灯，抄写背诵《汤头歌》《药性赋》《平湖脉诀》等基础医书，再将老师一天开出的药方归拢一遍，学习揣摩，到接近子时方能睡觉。集镇上不逢集的时候，师傅会带着徒弟去田野里采药，如茵陈、车前子、蒺藜、苍耳子、槐米、白芷等等地产药材，多为现采鲜用。

这样下来三年，徒弟们一般的药材都认得准、会使用，再结合背诵的医药书，老师手把手教会四诊八法，三年多的时间，一个能处理常见病的中医就可以出诊了。事实证明，这样的教育方法使用了上千年，行之有效。

而当代的中医教育，在学校读了几年书，按部就班泛泛而读，还要花精力学习外语、西医知识，就算考试合格，因为很少见到病号，没有临床机会，不认识药物，更无法鉴别真伪优劣，医不识药，药不识医，没有老师的经验传授，哪里能看好病呢？

中医的路子就这样一步步狭窄起来，慢慢地失去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