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媒人问奶奶有什么要求。奶奶沿着桃树的树干往枝头的桃花看去，最后她把目光锁定在了蔚蓝的天空上。春日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奶奶白皙的瓜子脸上，映出两片红霞。“只要有个藏头的地方就行。”
爷爷望着头顶上的草庵子，对奶奶说：“委屈你了。我已经拓了很多土坯，等地里的茴草收了，就可以盖屋了。”奶奶望着草庵子，又望了望爷爷，羞涩地低下头，绯红的脸上像极了一朵桃花。
秋天来了，爷爷把茴草打成捆，全堆在草庵子的后面，那里还有一摞摞的土坯。收秋后，空旷的田野里传来男人们打夯的声音，粗犷的声音吼起来，“兄弟们，加把劲啊！”
“南边凹啊，往南夯啊！”
……
男人们光着膀子，一条条布腰带，勒紧了他们的粗布裤腰，裤管卷到膝盖，一个个精壮的汉子，皮肤被晒得黝黑。不远处，奶奶和一群女人手里也忙活着，搓麻，编绳，烧水，给男人们打个下手。一直到春日的桃花开了又谢，三间土坯房才上了顶。原来的草庵子就变成了烧锅的地方。
到了七十年代，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低着头，搓着手，声音很低地说：“咱们只分到这一间土坯房。”母亲看了看，东边两间住着父亲的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则又回到原来的草庵子去了。她温柔地笑着对父亲说：“咱们都有一双手，房子咱们可以重新盖。”父亲抬起头，迎着母亲的目光：“对，咱都有一双手，咱以后还要盖大瓦房屋呢。”
父亲说到做到。八十年代中期，父亲从窑场借来一个刻砖坯的模子，一个人跑到小河边，一边和泥，一边刻砖坯。后来，母亲也去帮忙，两个人没日没夜地在小河边劳作，用了快一年的时间，才刻够一窑砖坯。为了减少开支，父亲在窑场师傅的指点下，决定自己把那窑砖烧出来。我不知道烧了多少时间，只知道那一小垛麦秸全烧完了。望着那堆青砖，父亲和母亲相视一笑，仿佛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堆砖，而是三间大瓦房。
等大瓦房盖好的时候，我已经九岁了。住在宽敞明亮的大瓦房里，最高兴的就数我了，我每天都蹦蹦跳跳地唱着：“嗷，我们住大瓦房喽……”每当此时，父亲和母亲也都会开心地笑着，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我结婚的时候，村里已经有人家建楼房了。因为我父亲英年早逝，我媳妇也理解，没提什么要求。我们结婚后就去了县城的纺织厂打工，每逢农忙的时候，我们再回家帮忙收庄稼。就这样半工半农，生活在城乡之间。终于，在我们结婚十年后，凭借自己的双手，也造起了一幢三层小楼。
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按奶奶的话说：“土地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何况现在政府这么照顾咱老百姓，不光不收公粮，还给咱老百姓补贴钱呢，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啊！”母亲一旁接过话茬，“你看，现在都是机械化，麦场就跟没觉着似的，以前拖拖拉拉得大半个月，如今两天就过去了。再说了，家里房子又宽敞，粮食往屋里一堆，也不用担心被雨水淋湿。”母亲说完叹了口气，眼睛望着院子外面的天空。我知道她又想念父亲了，便岔开话题，微笑着对母亲说：“现在进城也方便，娘要不然和奶奶一起也去城里住段时间？”
“我才不去呢，那城里的房子像鸽子笼一样，哪有咱乡下的房子宽敞。”母亲的话刚落音，奶奶马上附和着：“就是哩，咱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城里还不如咱乡下舒服呢，连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有啥意思啊！”
“嗯，嗯。”
奶奶和母亲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得不亦乐乎，小院里不时响起欢快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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