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曾经到亳州任知州，而他的《洛阳牡丹记》当中却对亳州牡丹只字未提，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一开始便提出了这个问题：“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独怪永叔尝知亳州，记中无一言及之，岂当时亳无牡丹耶？”这个问题，恐怕是薛凤翔错怪了欧阳修。《牡丹记跋尾》一文写得很清楚：“最后又书此记（即《洛阳牡丹记》），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于亳，以模本遗予，使者未复于闽，而凶讣已于亳矣，盖其绝笔于斯文也。”“方走人于亳”这一年，是治平四年，这一年六月初二，欧阳修才到亳州上任，也就是说，在欧阳修来到亳州之前《洛阳牡丹记》就已经出版了，里面当然不可能写到亳州。欧阳修生活的年代，开封到亳州很近也很方便，《东京梦华录》当中连亳州的小枣都记载了。至于宋朝的亳州有无牡丹，目前尚未可知，但一定不会很有名。
亳州的牡丹种植史现在一般认为始自薛蕙，先是薛凤翔自述“余先大父西原、东郊二公最嗜此花，偏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而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沿用了这一说法：“亳之牡丹始薛蕙，亳之《牡丹志》始薛凤翔。”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以纪、表、书、传、外传、别传、花考、神异、方术、艺文等史书体例为牡丹一花修史，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四库馆臣批评说“明人粉饰之习，不及（欧阳）修谱之简质有体矣”，也恰是薛凤翔的“粉饰之习”，为我们研究亳州牡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亳州人夏之臣把亳州的牡丹繁盛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吾亳土脉颇宜花”；二是“无论园丁、地主，但好事者，皆能以子种。”三是“其种类繁者，其栽接之捷径者也。”即水土适宜牡丹、崇尚牡丹之风和良好的种植技术。
薛凤翔说“宋时花师多种子以观其变，顷亳人颇知种子能变之法。”袁中道《珂雪斋集》证实了这件事：“亳州之所产（牡丹），其种其名其色，新故大不相侔也。今且月异而岁不同矣。”以至于欧阳修生活的时代“四十年间花百变”，而明代“不数年百变矣”。顾起元所著《客座赘语》有载：“闻嘉靖以前，牡丹与蘜之种仅五六品，近来品类始多。牡丹从江阴或亳州或陕中致之。”顾起元乃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去嘉靖不远，当为可信。
亳州的牡丹，除了品种多，规模也很大，清人马位在其《秋窗随笔》中提道：“今江南亳州牡丹甲他处，艺花如菜，千种一畦。”那时候，亳州一家王姓人家的牡丹园中，有一枝并蒂白牡丹，“较他种尤鲜洁，咸以为瑞”。
而这一切，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亳州人对牡丹的崇尚之情。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风俗记》的记载殊为详尽。他说“吾亳以牡丹相尚，实百恒情。虽人因花而系情，花亦因人而幻出。计一岁中，鲜不以花为事者。”每年到了花开时节，看到自己心仪的花色，能求则求，能买则买。能拿到一个稀有品种，恨不能包裹十层，秘不示人。上至名人雅士，赏花吟哦，下至“负担之夫，村野之氓，辄务来观。”“残花凋谢。园丁藏之，可佐鼎食，即眉山以酥煎之意。根皮购作药物，亦为花户余润。”薛凤翔大呼过瘾，“吾乡检校此花，已无余憾。”
稍晚一点，亳州的牡丹就“天下第一”了，以至于皇帝也派人到亳州来买，袁中道《游居柿录》中记载了这件事：“客云亳州牡丹，近日为天下第一，奇巧日新，上常遣使鬻取。旧以此花盛于洛阳，今洛中殊寂寞，乃知盛衰各有时也。”亳州牡丹是始自薛蕙之后“出道即巅峰”，还是之前就有良好的基础，也是一桩悬案。
亳州的牡丹到了清朝时还“远过洛下”，而且形成了产业。据钮琇《觚剩》卷五记载：“亳州所产（牡丹）最称烂熳。亳之地为扬、豫水陆之冲，豪商富贾，比屋而居，高舸大艑，连樯而集。花时则锦幄如云，银灯不夜，游人之至者，相与接席携觞，征歌啜茗，一椽之僦，一箸之需，无不价踊百倍，浃旬喧，岁以为常。”为此，朱彝尊之子朱昆田与张士俊订下“探花之约”，并留下十首诗歌，其一曰：“洛下家家种牡丹，欧阳小谱旧曾看。年来寂寞花王国，谯邑春风绽满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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