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是萌动的。在一阵春雷之后，仿佛一夜之间，横亘于大地之上的河床就从寂静中苏醒过来了，托起春天的雨水，让雨水没过河滩上的鹅卵石，没过石头上岁月擦伤的痕迹，犹如以一场盛大的仪式，预备着向新的征程进发。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草木生发。细雨来了，从天幕中落下来，来到人间，密密麻麻如牛毛。下了一天一夜的细雨没有下够，再下一天一夜，甚至几天几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带着无尽的乐趣，来来回回奔跑在大地上。好在大地是万物之母，有足够的胸怀接纳，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将它们积成水。春水就这样成群地流进溪沟，从溪沟又流入河床。河床里的水多起来了，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往上涨，涨至人们的记忆。大家都记得去年春天的模样，春雨下过的模样，年老的长者更记得以前的春天。他们的回忆总是那么满满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用话语倾倒，怎么也倒不完，一如这远去的时间，就从来没有割断过。
我印象中最深的春天是一九九二年。春节一过，屋外，雨已下好几天了，还在下，田里的雨水积聚得从田下埂的缺口里争先恐后地挤出，流进放水沟里，然后又顺着沟渠往下挤，如同只有河床才是它们获得新生的空间，如同它们也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看到放水沟里的水急促地往下流，我就想到一个词：“打工潮”。对！“打工潮”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热起来的，它裹挟着中国广袤大地上无数的农村劳动力，打破了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双脚不离田地的特征。
在我的故乡石家大屋，最先离开那片土地南下做裁缝的是春龙和菊英。一九九二年是他们去福建打工的第二年。他们离开村庄的那天，雨下得没有停歇。他们把被子捆在一个蛇皮袋里，蛇皮袋外面裹着一层薄膜，两头用绳子扎紧，雨水打不进。他们走出村庄，沿着一条泥巴路走了近三百米，然后坐三轮卡车到县城，再转车。“转什么车？”别人问。桂生爷爷脸上洋溢着喜悦，不厌其烦地回答：“先转汽车，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哩！”其实，桂生爷爷也没有去过福建，从皖西南山沟里去福建的路怎么走，他也是听自己的儿子春龙说的。春龙在外打工，头一年就刷新了全村人的收入纪录，第一个达到了一万元，他家成了当地首个万元户，桂生爷爷当然高兴。
全家人一年种田种地种不出五千元的收入，在外打工一个人就能挣一万元，看到在外打工远比种庄稼强，谁不心动呢？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我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一点没有想通。
正月十五的元宵吃过了，正月十六我们就要上学读书去，像往常一样过着在校寄宿的生活。我的同龄人菊芹却没有背起书包与我一同去上学，他要跟春龙到福建去打工。想象着菊芹经过努力，会在年底带着一万元现金回家的时候，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心里痒痒的。我家穷，买年肉都从没有超过十斤。我也要跟春龙出去打工挣钱，要挣上万元改变生活。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了学校，我要回家告诉母亲。当我低头走到半路时，正巧碰见母亲，见到我，她一脸疑惑地问：“你今天回来，学校不上课吗？”“上课，可……我不想念书了，我要出去打工。”听到这话，母亲当时就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半晌，她说：“家无论怎么穷，也不需要你现在出去打工，你得上学去。”母亲的态度坚决如铁。我们母子一前一后，各自打着一把雨伞，春雨在伞外绵绵不绝，母亲没有更多劝说的言辞，走到家，她收起雨伞径直走进灶屋，从瓦罐里摸出两个鸡蛋，生火，要煮鸡蛋下面条给我吃。她知道临近中午，她的儿子一定饿了。她把柴火塞进灶膛，我看到火光映照在她脸上，映照着她的泪珠，浑浊。我站在灶台边，仍然坚持着我的想法：“我不想念，我要出去。”“你如果不念，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就去死。”母亲带着哭腔。我心猛地一惊，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在灶屋里，母亲向我哭诉着她的辛酸、哭诉着她如何不容易，她唯一的愿望只希望我好好地听她的话，好好读书，她懂得读书是农村娃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屋外，雨水滴滴答答如泣如诉；屋内，母亲泪如泉涌。现在回想，她流下的眼泪，成分该有多复杂！她既希望家境很快好起来，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顺利地在学业上走出一条新路。在熊掌与鱼翅不可兼得的情形之下，经过一番权衡，她最终做出了选择：宁可自己受苦，也要让儿子完成学业。
也就是在那年，我看到春龙和菊英挤上了一辆三轮卡车，还有菊芹，听说：那辆三轮卡车上载的全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到达县城以后，又要汇入更多的人流中，像春天沟渠里的雨水，最终落脚在了南方。也就是从那以后，村子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他们成群结队出去挣钱，用血汗助推着异乡城市的发展，在职场上苦苦打拼，一年一年抬高着自家的生活标准。据说有的还回来在城里买了房，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事后听到这些，从读书通道落户进城的我，真的为他们感到由衷高兴。
岁月有序，日子向前。时下，城乡的发展愈发彰显着人们生活的幸福，提升着人类的文明，一如这春天里的河水，上涨着，上涨着，向着高处浸润着河岸，默默地繁茂着草木、养育着生命、映照着蓝天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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