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头发，看似平常，却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小孩子大都不爱理发。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第一次剃胎毛时，多半会哭。不知道是不是因此留下了阴影，但一听说起剪头发，大多小孩子便如同生病进医院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似的，平常的野性好动顿时销声匿迹，恐惧得差点咬破了紧闭的嘴唇，如临大敌。
我也不例外，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被父母带着去理发，每次听着发剪在头上像后来在城里看到的园艺剪刀一样“咔嚓咔嚓”地来来回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每次理完发屁股离开凳子站起来的时候，我甚至会立即伸手去摸一摸，确认了自己的脑袋还留在脖子上，确认了脖子上没有伤口没有黏糊糊的血，才把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放下去。
后来，随着渐渐长大，虽没有了孩提理发时的杯弓蛇影，却试图蓄长发，对父母、老师的催促和责骂置若罔闻，一两月不去理发店。那个时候，看见社会上不少年轻人留长发、蓄长须，穿一条长长的喇叭裤，手提收录机，嘴叼香烟，无拘无束的，要多神气有多神气，于是一边模仿，一边又承受着父母、老师“长大当二流子去吧”的呵斥，而终归不敢留太长。
“好日子”是在离开家乡到外地上学之后。感觉自己像飞出了笼子的鸟，摆脱了束缚，便学着画报上、挂历上的四大天王、小虎队，把一个中分头越留越长。两三个月不理发，那是常有的事，遇到有人劝我理发，我会理直气壮地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话搪塞。每天洗漱，我就拿一把小梳子，对着小圆镜梳洗打理；每次出门或从外面回来，我也拿起小梳子，对着小圆镜梳理。按当时室友的话说，我一头直溜光滑的长发，“蚂蚁摔八百个跟头都爬不上去”。
这样“长发飘飘”飘进了三十岁的门槛。到了而立之年以后，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头上冒出了几根白发来。拔吧，心里老是惦记着父辈们那句话：白头发不要拔，越拔越多；不拔吧，它就像稻田中的稗子，又壮又扎眼。左右为难之际，想到油腻的头发几天不洗自己就难受，别人见了也难受，于是走进理发店，干干脆脆地剪了个小平头出来。
现在，大约二十天我就会去一趟理发店，一个平头的形象保持了十来年。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的师傅已经对我非常熟悉了，只要见我踏进门，问都不用问，拿起发剪一阵行云流水，不足半寸长的短发就纷纷扬扬从我头上飘落了下来。偶尔因特殊情况去其他理发店，认真、敬业的理发师傅一听说我要理平头，便会热心地提醒我：“你发际线高，额头显得很宽大，头发如果留得太短，可能会不好看！”我听后一乐：“管它好不好看呢，又不找对象不娶媳妇了。”
我已经很喜欢板寸头带来的这种清爽了，觉得像一块刚被除过草的荒芜地，干净，透风，能更直接地接受阳光。去理发时，我时不时还会想起一个段子：无论多么位高权重、高高在上的人，在理发师面前也得低下头来。想到平素遭遇的那些官不大架子蛮大、眼睛有光却目中无人的家伙，我像找到了某种慰藉似的，心里竟平衡了许多——还以为他们高昂的头颅不会低呢！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宅就宅，该上班就上班，心里倒还淡定、平静。唯一惶恐的是，疫情严重那会儿，理发店都关门不营业了，这“头等大事”久久得不到解决，离“F4”也就不远了。好在疫情不久后就得到了极好的控制，那天理发店开门营业时，我第一时间跑了进去。
当理发师傅贴着头皮剪飞近两个月未打理的头发时，一根又亮、又粗的白发落在我跟前。我伸手捡起它，端详了半天，对着面前镜子里的自己和身后忙碌着笑而不语的理发师傅，说出了一句颇有几分诗意的话：“这一根白头发，亮瞎了岁月啊！”
岁月这东西，真是神奇！除开年少懵懂不说，人到中年以后，真是越来越喜欢删繁就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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