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的形象深入人心。她的故事跨越时空，成为无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素材。然而，这位传奇女性的生活年代却笼罩在迷雾之中，历史上对她的归属有着汉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等不同的推测。尽管在历代亳州旧志中，木兰被尊为乡贤，但由于其事迹的模糊不清，她的影响力并未能与曹操、华佗等历史名人相提并论。事实上，关于木兰传说的原始文献极为有限，仅北宋时期的《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木兰诗》为我们提供了四百字的珍贵记载，而后续关于木兰的文献，则大多是后人的文学演绎和艺术加工。为了揭开木兰传说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木兰诗》的传抄历程、创作背景、语言风格和文学象征，这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视角。
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
《木兰诗》的文本分析
现存最早收录《木兰诗》的作品为北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据郭氏所述，《木兰诗》乃转引自南朝陈释智匠所著的《古今乐录》，然而木兰的身世及原作者均不详。此诗作为一首民歌，被郭茂倩归入《鼓角横吹曲》之中。所谓横吹，郭氏解释为“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即用来在军中奏响、鼓舞士气，适宜马上演奏的歌曲。与《木兰诗》同属此系列者，尚有《琅琊王》《紫骝马》《钜鹿公主》《慕容垂》等三十六曲，它们共同展现了刚健尚武的英雄气概与质朴明朗的遣词风格。自北宋以来，无数文人学者纷纷对《木兰诗》的创作年代展开深入探讨，并进行了大量的二次创作。这些努力虽推动了木兰故事的广泛流传，但也使得木兰的形象逐渐变得混乱与模糊。关于其创作年代，现行的汉代说、隋唐说与南北朝说均为古人所提，而南北朝说因种种证据而相对更具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木兰的讨论热度空前，其中许可、赵从仁、唐长孺等学者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有学者提出，木兰诗中未明确记载木兰的姓氏，是因为“木兰”本身即为姓氏，与鲜卑族的“穆兰”姓相通。许可深入剖析了《木兰诗》中的战争场景，指出木兰从“黑山头”至“燕山”抗击胡人的描写，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背景高度契合。赵从仁则通过对诗中多次出现的“可汗”称谓的考查，提出这一称谓最早明确见于北魏时期的柔然部落。然而，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柔然之前，鲜卑人便已将首领尊称为可汗。胡三省在注释中明确指出：“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北魏入主中原后，虽在汉地称皇帝，但在鲜卑族内部，可汗的自称依然存在。嘎仙洞发现的拓跋焘祭祖文中，先祖被尊称为“可寒”，即“可汗”的通称。还有一个力证，郭茂倩在诠释“横吹”时，认为“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作为现存《木兰诗》最早的编者，郭茂倩亦倾向于认为《木兰诗》初创于北魏时期，是一首鲜卑族的民歌。
1986年，唐长孺通过深入剖析文本、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详细论证了《木兰诗》的形成过程，并得出其最终创作年代应为唐代的结论。他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昨夜见军帖”中的“军帖”，是北朝至唐代时期常见的文书称谓，尤其用于府兵制下的军令传达。当时军户需世代服兵役，无需交纳赋税，且自备战具。军户采取父死子继的方式继承军职，甚至可指定家族成员替代出征。例如，吐鲁番文书中便出土了众多以“帖”为名的征兵文书。杜甫亦有诗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进一步印证了军帖作为征兵文书的普遍性。其次，“大点兵”这一表述在唐代尤为常见。唐代府兵制规定，男子年满十八必须接受“简点入军”的选拔。杜甫诗中“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便是对此现象的生动描绘。再者，“策勋十二转”反映了唐代特有的勋位制度。相较于隋及北周时期仅有十一级的勋位，唐代因对外战争频繁，勋位滥授，故在唐初便制定了十二等的勋位制度。最后，“出门看火伴”亦体现了唐代军制的特色。《新唐书》中记载府兵制时提到：“十人为火，火有长。”火伴作为共同起火造饭的生活组织，其成员间关系紧密，故可称战友为“火伴”。综上所述，尽管上述词语并非唐代独创，但它们却是唐代社会中的普遍用语。
《木兰诗》的原型初创于北魏，经历了唐人的改写与润色，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结论。从文本分析上，也能得到印证。在诗篇开头，“爷娘”“阿爷”等称谓的使用，反映了南北朝至唐代对父亲的普遍称呼，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在篇尾，“贴花黄”这一化妆手法，也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女子常见的装饰方式，女子将额头涂成黄色或以黄色纸花等物粘贴于面部，这是当时的民间风尚。全诗以五言诗为主，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等句，既展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坚毅决心，又描绘了战争场面的艰苦与残酷。同时，诗中大量运用地理概念，增加了诗歌的雄浑之气，与汉魏诗歌的风格颇为相近。例如，曹操的《蒿里行》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以及汉魏时期佚名诗中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等句，都展现了类似朴实辽阔的表达方式。明代文学家胡应麟评价《木兰诗》“上逼汉魏”。清代文学家沈德潜也在评价道：“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北音竞奏，钲铙铿锵……《木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北齐《勅勒歌》亦复相似。”这种质朴风格的民歌大量出现在北朝时期，多有北方胡化语音。
相较于探究《木兰诗》的传抄年代、创作背景与遣词习惯，从史学角度对其文学意象进行解读，仍有一些深化空间。文学作品并非纯粹想象的产物，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识。在此，笔者尝试对《木兰诗》的文学意象进行史学解析，以期揭示其深层的历史内涵。诗篇伊始，木兰当户纺织，感伤叹息的画面跃然纸上。这一细节展示了汉化家庭女性的常见生活场景。随后，木兰与父母之间的交流，透露出家中无其他适合出征男丁的无奈，进而引出木兰替父出征的英勇决定。这一情节不仅揭示了木兰家庭的主要成员构成，也展现了她的孝顺与勇敢。紧接着，木兰到东西南北四市购买军事装备，这一细节展现了她的独立与盘算。她要为自己准备军事装备，这是府兵制下军户的常见现象。“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暗示了木兰家距离黄河的路程是马行半日的路程，还表现了木兰从军的坚强，没有生离死别的意迟迟，而是一往无前的奔赴王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战场的艰苦与残酷，同时也展示了木兰的骁勇善战。她在战争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最终凯旋。“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功成名就，辞谢封赏，回归故乡。这一情节不仅表现了木兰的淡泊名利，也体现了她对家庭的深深眷恋。全诗至此，一个雄浑英武、朴实坚强的木兰形象已经栩栩如生，这最为符合《木兰诗》本为军歌的调性。相比之下，最后一个部分有些奇怪，反倒冲淡了前文的英气逼人。除了爷娘迎接木兰返乡，还出现了“理红妆”的姐姐与杀猪羊的小弟。木兰脱掉战袍，穿上女装，恢复了女儿身。出门之后，伙伴惊慌，惊讶地发现木兰竟是女郎。并以双兔竞走，难辨男女为结尾。这里描写了木兰回归家庭，并强调了女扮男装，增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在木兰故事的传播中，女扮男装甚至压倒了替父从军的影响。
掩盖性别、女扮男装这一设定，成了后世文人深究的难题。后人理解不了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交融，接受不了北朝男女皆可当兵，更不理解胡人的开放颟顸。然而，在南北朝那个特殊的时代，女性从军从政却是司空见惯。鲜卑等民族残存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女性大量参与政治与军事活动。除了频繁掌权的北朝太后与女主，善战的女战士、女将军也屡见不鲜。北魏名将杨大眼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常常与之并驾齐驱，指挥作战，冲锋陷阵，时人称之为“潘将军”。前秦苻登妻毛氏擅长骑射，曾经亲自率领精锐与姚苌作战，“杀伤甚众”。张茂的妻子陆氏，曾经率领部曲为先登作战。荀崧女荀灌在父亲被围困时，曾经率众突围，带领援军援救父亲。广平大族李波妹李氏“左射右射必叠双”，勇武强悍令人侧目。直到隋唐易代之时，女性在军事领域的活跃依然可见。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组建“娘子军”，帮助父兄夺取天下，成为一时佳话。南朝颜之推到了北方后，也认为胡化的北方的风俗迥异汉化的南方，“专以妇人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这主要是因为战乱频繁、人口稀少，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存，男女都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因此，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在那个时代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木兰，这位传说中的女英雄，很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她的经历与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杰出女性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女着男装在南北朝至隋唐蔚然成风。男女服装的界限变得模糊，女子同样可以身着戎装，穿靴戴帽，而男子亦可以尝试女子的服饰。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唐代，太平公主曾以戎装面见唐高宗，而高宗也没有惊讶与责备。在唐代画作《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不施浓妆，穿着男装，趾高气扬地走在队列最前面。时人称之为“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木兰诗》中花了大量篇幅写木兰购买装备，却对木兰的变装只字未提，说明木兰在离家之前便已经精通骑射，木兰可能不是女扮男装，只是女扮戎装而已。她无需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便能够像其他男性一样参军报国。这也符合朝廷号召百姓为国效力，无论是否有男丁的初衷。然而，这些现象在后世强调男女大防的社会中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后人的不断改写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民国电影《木兰从军》剧照。
孝烈将军的诞生
“孝烈将军”是木兰最为著名的古代称号。然而，关于唐高宗是否真正册封木兰为“孝烈将军”，历史上并未留下确凿的记载。实际上，唐宋时期流传的孝烈将军之说，更可能是源自民间的自发尊崇，而非官方的直接封赠。尽管如此，这一尊称在后世逐渐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进而广为流传。在这一时期，木兰的故事也迎来了2.0版本的演绎。故事的主线更加聚焦于木兰的汉化形象，特别是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英勇事迹与儒家伦理中孝道的完美结合。
唐人韦元甫《木兰诗》是木兰形象建构的第二个重要文献。郭茂倩在其《乐府诗集》中收录了此文，作为前作的续篇。虽然两篇诗文的故事梗概大体相同，但在细节描述上却存在显著的差异，显然是有意地对前作进行了修正，以消除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在前作中，木兰的父亲被提及但并未正面描写其老迈之态，仅虚指了木兰没有长兄。然而，在韦氏的笔下，不仅详细描绘了木兰父亲的羸弱之态，更以幼子替代了长兄，使得情节更加贴近现实。“老父旧羸病，何以强自扶？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前作中并未正面描写木兰与父母的告别以及她女扮男装的过程。而韦氏则巧妙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描写了一段情意绵绵的告别场景，并提及了木兰女扮男装的细节。“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把木兰出征的战略方向从北朝的北伐，改为唐人熟悉的西域，在青海湖、于阗这些唐军曾经活跃的地点作战。木兰回乡后，“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昔为烈士雄，今为娇子容。亲戚持酒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又描绘了木兰与家人喜极而泣，邻里祝贺的温情场面，还强调了木兰曾经在军中女扮男装。“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在前作中，木兰从军基于对家庭朴素的爱；而在韦氏的笔下，木兰的个人行径被提升到忠孝两全的高度，堪为古今臣子效法的典范。总体而言，韦氏削弱了原作的胡化及朴素的情感，增加了儒家伦理下的忠孝不渝、家庭场景。把个人感情的“孝”与效力君王的“忠”绑定在一起，要求臣民“移孝作忠”，正如时人所说“欲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非夫纯孝者，则不能立大忠”。女扮男装是唐人对木兰故事的主要关注点。白居易诗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杜牧诗云：“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都畅想了木兰身份表达的困惑。
唐宋时期，木兰成为民间崇拜的偶像是不争的事实。宋代不少文学作品中均把木兰与缇萦并列，作为孝女的典型。宋代《孝经》中有《木兰》一篇，《演繁露》则肯定木兰“女子能为许事，其义且武，在缇萦上”。类似的表述还出现在《诗林广记》《古文苑》《后村集》等作品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完县木兰庙。宋人认为完县是木兰从军驻扎的地方，当地木兰庙门额为“孝烈将军”。宋熙宁年间“知军事钱景初题记并所刻古乐府词”。元代文人达世安为完县木兰庙撰写《汉孝烈将军记》，称木兰“魏姓，木兰名，亳人，父名应”，还说木兰的故事发生于汉文帝时，当时单于大举入侵尔尔。虽然达世安声称木兰是汉朝人，但完县在汉代可不是匈奴与汉朝的交界，反倒是北宋时期的宋辽分疆。之前的学者几乎没有考证木兰的姓氏与籍贯，达世安第一个明确指出木兰是亳州人。他的说法应该是沿袭了宋代钱景初的失传碑刻。钱景初认为木兰戍守完县或许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宋神宗前后，有两位权势滔天的女主——曹太后和高太后，她们分别来自河北真定和亳州蒙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木兰认定为亳州人，并在曹太后的家乡附近大张旗鼓地表彰她，或许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此外，将木兰认定为亳州人，也符合《木兰诗》中对于家乡的描述。诗中提到家乡距离黄河骑马半日，而亳州在南北朝时期确实先后隶属北魏、北齐与北周，这与诗中的表达语境相契合。因此，这种说法在后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
崇尚节义的烈女
元明清三代无疑是木兰故事创作的巅峰时期。随着杂剧等民间艺术的蓬勃发展，木兰的形象也愈发丰富多彩。由于木兰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官方不再仅仅将其视为文学形象，而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并给予明确的记载。民间的木兰创作聚焦于木兰女扮男装，官方叙事则将木兰的形象由贞女提升至烈女。尽管两者侧重点不同，但内在逻辑却是相通的，即通过对《木兰诗》中的身体叙事进行修订，使木兰更符合汉人眼中合格女性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女子的最终归宿是结婚生子。因此，没有归宿的木兰如何能被视为孝顺呢？
徐渭创作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是木兰故事中第三个重要文献，第一次提出了花木兰的称谓。他安排木兰姓花，父亲名字为花弧，被后世的文学作品广泛继承，成为流传度最高的木兰之名。尽管徐渭并未否认木兰的北魏身份，但他却为这位英勇女子虚构了丰富的家世背景，声称其祖上为西汉的六郡良家子。还为木兰安排了一位敬佩其孝道的未婚夫王生，王生在木兰从军期间，为了等待木兰，守身如玉，让木兰回归家庭后能有世俗眼中的圆满结局。徐渭赋予木兰的父亲千户长的官职，说木兰自幼跟随父亲习武。木兰到了军中还以“花大爷”的身份指挥作战，得胜还朝。值得一提的是，《雌木兰》还大量描写了木兰转变性别身份的困境与言行。“要演武艺，先要放掉了这双脚”，木兰忍痛拆掉裹脚布，心里满是痛楚，“回来俺还要嫁人，却怎生？这也不愁他，俺家有个漱金莲方子，只用一味硝，煮汤一洗，比偌咱还小些哩。”木兰害怕因放足而嫁不出去，这种矛盾心理贴切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世俗观念。同一幕戏中，木兰出征之前，母亲就担忧木兰失去贞洁，忧虑地说：“千乡万里，同行搭伴，朝餐暮宿，你保得不露出那话儿吗？”戏剧里的木兰已然是娇滴滴女娇娥的形象了。
有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即众多的巾帼英雄传说大多发生在宋代，诸如折太君、佘太君、穆桂英、刘金定与梁红玉等名字，都成为流传千古的英勇女性形象。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宋朝本身是一个以文治为主、武功并不突出的朝代，何以会孕育出如此众多的女英雄传说呢？更为显著的是，这些杂剧和话本中，往往充斥着对女性生活的窥视性描写。它们不仅详细描绘了女人生孩子、换衣服的情景，还涉及洗澡、如厕、睡觉等私密细节，在女人的娇羞与性情上着墨颇多。表面上写女人，实际上是用男人的眼光窥伺女人的隐私。究其原因，这些故事主要面向市井大众，为了迎合居家妇女和一般男人的审美趣味，才得以广泛传播。窥私叙事所带来的戏剧性、冲突性和暧昧性，恰好符合当时民间的文化需求，使得这些故事更加引人入胜。深受儒家礼教熏陶的明人和清人，对于离经叛道、反常规的女性形象往往难以理解。因此，他们要么将这些女性形象归之于聊斋中的鬼魅狐狸，要么将其升华为具有男性特质的女英雄。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反映了男性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想象。
徐渭的笔下对木兰尚算仁慈，然而明清时期的官方叙事却为这位英勇的女将军赋予了悲壮的终章——以死全节。在儒家士大夫的眼中，女子本应深居闺阁，与外界的随意交往都是对名教的背离。木兰这般女子，十数载抛头露面，与男儿并肩作战，同吃同住，这在名节上无疑是有所亏欠的。元代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开篇就说：“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还虚构了木兰辞官还乡后，隋朝天子欲征召她入宫，木兰自觉“臣无媲君礼制”，自杀明志。木兰以死守节的故事被明朝认可，纳入到《大明一统志》中。《一统志》的作者言辞凿凿地称逼婚的可汗即隋恭帝。这种说法因官方的推动被广为传抄，在嘉靖《亳州志》、康熙《商丘县志》、雍正《河南通志》、嘉庆《大清一统志》、光绪《安徽通志》、乾隆三年《亳州志》、道光《亳州志》与光绪《亳州志》等地方志中，木兰常被作为烈女纳入《列女志》。一些民间传说，如《忠孝勇烈奇女传》《隋唐演义》《马上缘》也以木兰自杀为结局。事实上，这种说法最为荒诞不经。
将木兰塑造为自杀全节的烈女形象，在明清时期成了主流舆论的共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孝烈将军祠，亳州、完县与虞城等地均可见其踪迹。木兰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社会接受度，似乎只有把木兰写死，木兰才能节操无亏，得享祭祀。乾隆三年《亳州志》载，木兰祠在东关外，当地以四月八日致祭，以此为木兰生辰。至此，原本自由无羁、胡化色彩的木兰被彻底改造为崇尚节义、孝烈感人的汉化烈女。
木兰故事的变化，背后是明清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到了明清时期，列女入传的标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倾向于强调“自杀殉夫”“誓死不二嫁”“守节尽孝道”等因素。据史学家董家遵统计，明代官方登记在册的守节人数竟高达27141人，这一数字是先秦到元代守节人数总和的45倍之多。这一惊人的数字，无疑揭示了明代女子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压迫与束缚。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清史稿》所记载的559名列女中，竟有294人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再观亳州本地的光绪《亳州志》，其中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该志记载了有烈妇329人，系自杀殉夫、守节自杀的已婚女性。有贞女57人，系未婚夫早死、未婚守贞的未婚女性。有烈女52人，系以死守节的未婚女性。有孝妇52人，系孝顺父母、割肉奉亲的已婚女性。有孝妇49人，系抚孤尊老、和睦家庭的已婚女性。总的来说，自杀的亳州女性占到了《列女志》的70%。可以说这几万字的《列女志》，上面有累累白骨、层层血泪。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远非仅仅是那些表面的繁文缛节所能概括的，它更深层次地改造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让她们自觉地将贞节视为生命的最高准则。这种自觉，不仅让她们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需求，甚至也影响了她们对待其他女性的态度，一同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和执行者。
妇女节烈的根源，其实是节育。中国古代本来不重贞操观念，宋朝以后，随着人口剧增，土地开发近乎极限，必须控制家庭规模才能保证生存，妇女改嫁会影响到家族财产的分配与传承。为了保证财产传承有序、家族长存，程朱理学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并迅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传说故事，作为民间与官方共同创造的文化舞台，总是深受特定历史环境的熏陶。时代之风稍有转变，传说故事便随之演变。孝烈将军早就成了历史沉浮的活化石，今天的木兰，更被赋予了独立自主新女性的身份，成为女性追求平等与自由、摆脱压抑与束缚的象征。在多元的社会中，木兰的形象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木兰的故事还会继续传唱与演绎，以更加多样的面貌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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