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游击支队离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根据地，深入豫东皖北的敌后抗日，周围可谓是群狼环侍，北有商丘的日军和伪军张岚峰部，东有徐州的日军和伪军郝鹏举部，南有蚌埠的日军和汪伪安徽省政府，西面则有国民党汤恩伯、何国柱的军队，境内大大小小的土匪、地方武装更是多如牛毛，无不像饿狼一样，时刻想吞噬掉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游击队。
一
1939年初，彭雪枫历经艰难险阻，从一个进步青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队统帅。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独困苦过，因为他远离了中央根据地陕北延安，仅仅靠一部电台和党保持着联系，军事指挥系统上没有了归属，给养和弹药供养成了大问题。
按照党的指示，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奔赴豫东皖北抗日，一路向东，边走边打，一无饷源，二无后方供应。起初，开支主要靠从竹沟出发时所带的一点经费，但是随着人员的迅猛增加，队伍的壮大，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人少的时候，东讨一点，西要一点，还能凑合，但是人多了，就无法解决了。当时新四军初来乍到，还没有群众基础，豫东皖北连年争战，百姓早被军阀和地主劣绅搜刮得一贫如洗，军粮筹措异常困难。总不能让战士饿着肚子去打仗吧？虽然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一般的，但是人都是血肉之躯，一顿饭不吃饿得慌，更何况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呢？给养问题，不光是军需处长、老红军资凤的事情，更是彭雪枫的事，甚至成了游击支队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尽快解决！
游击支队的供给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发展过快等因素造成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些问题是我党我军对这支游击支队的管理体制造成的，游击支队发展太迅猛，体系还没有来得及理顺。
首先是游击支队的归属问题。彭雪枫从竹沟匆忙上路，新四军军部远在江南，并不了解这支游击队的情况，认为它是隶属于八路军的一部分，所以新四军总部没有过问其活动情况。延安的八路军总部，则以为她隶属新四军管辖，也没有给游击支队补充过物资和行动指令。八路军、新四军双方认识上的误区，对于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无疑是很不利的因素。
当然，这支队伍一直都处于我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游击支队最初由周恩来、叶剑英直接负责管辖，因为部队小，人员少，组织要求他们自筹经费。但部队在东进的过程中，由于我党的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彭雪枫等的有力领导，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发展到3400多人。此时，周恩来、叶剑英已远赴中共南方局工作，领导我党南方几个省的抗日工作，更无暇顾及他们。他们除了党的领导关系、政治领导关系归中原局管辖外，其他诸如给养、弹药、经费的补充，军事指挥系统等，则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管理的“盲区”之中。
二
为解决经济困难，1939年2月上旬，彭雪枫派政治部副科长刘玉柱赴确山县竹沟，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赴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求助经费。刘少奇指示，要抓紧成立省委，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不能再扛着枪杆讨饭吃，但是眼下还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游击队，几个月来紧紧围绕着党的方针，执行着党的路线，都抱着穷干、苦干、硬干的精神，刻苦耐劳，咬牙克服一切困难，从1938年冬天到1939年春天，部队中全体干部除技术人员外，都没有发过一分钱的津贴。部队一日三餐吃红薯或红薯干面做的馍，或吃高粱面掺糠的窝窝头，喝着可照人影的稀粥或清水汤。战斗在这个蔬菜产区，却没有钱买菜，每人每天连五分钱的菜金都没法保障！面对困难，彭雪枫教育干部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钢铁、金石都不可比拟的。艰苦，对我们是个锻炼。一个人，不经过艰苦的陶冶，是不能成为大器的。我们应该以‘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概，始终不渝接受历史的考验。”他告诉大家，这里的人民是勤劳、淳朴的人民，又是多灾多难的人民。这里地势低洼，土地贫瘠，本来就很苦，家徒四壁，又被兵匪抢劫一空。现在遇到春荒，怎能忍心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彭雪枫的讲话朴实无华，给指战员们极大的鼓舞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如果说吃饭问题和经费问题想方设法还可解决，而弹药、通信器材和人才干部的问题就很难克服了。游击支队立足未稳，还没有力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整个游击支队只有司令部有一部电台。针对这些情况，彭雪枫不得不在1939年2月11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及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部队现状及今后发展的建议，并说明他们迫切需要军委明确规定他们的军事管辖系统，以便弹药、给养、装备补充，每月发给固定的经费；建立与西安、洛阳后方联络路线及关系，并争取再派来一批营连干部和电台、卫生、保卫人员。党中央、毛泽东等知道这些情况后，当天复电彭雪枫，同意游击支队直接归前总指挥，每月经费及弹药补充由前总解决，干部问题从抗大五期毕业生中选派。
1939年５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春回大地，皖北大地遍地是绿油油的麦苗，可以充饥的野菜也到处都是，前总拨付的经费和给养也逐步到位，战士们的脸上渐渐泛出难得见的红润来。
三
游击支队的军事管理体系、补给系统等解决了，战略发展方向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根据地领导层中出现较大分歧。彭雪枫认识到必须召开一次高规格的党政军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且刻不容缓。于是，游击支队在驻扎地永城县孙团集，召开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边区以来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是共产党在该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彭雪枫、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省委副书记游击支队副司令吴芝圃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彭雪枫主持，他是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同时还是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主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游击支队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会议分析党内的形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批判了抗战初期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中共中央长江局重组，一分为二，分成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
会议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激烈的讨论：一是战略方向和目的问题。游击支队是向西发展，还是向东发展，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向西，以现在所处的豫东皖北为前进基地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由此可以连接北部的晋冀鲁豫和南部的鄂豫皖两个根据地，形成控制中原的局面。张爱萍的意见是跨过津浦路，向东进入皖东北敌占区，并以此为跳板，图谋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地区。华中敌后虽是日伪占领区，但除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大部分处于无政府状态，应趁国民党地方势力尚未恢复前，先期抢占。他认为向西发展，就要进入国统区，势必与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碰撞，政治上被动，军事上不利。二是如何理解贯彻中央意图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有向西的意图，起初中央指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任务就是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准备日军打通平汉路时，尾随跟进，趁势控制河南。但是时过境迁，武汉保卫战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进攻的强劲势头已削减。粤汉路日军没有打通，打通平汉路也困难。因此，河南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图谋中原的设想，恐一时难以实现。三是对作战环境的认识。向西发展，中原地区东部地形平坦，无险可居，不利于广泛地开展游击战；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苏北地区就不同了，港湾湖汊、水网稻田，不利于敌人机械化大部队行动。为避开在豫东、皖北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的环境险恶，减少两军在此地的摩擦，不如尽早向东开辟敌后根据地。
四
会上，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对路东，谁熟悉？恰在这时路东宿县地下党刘子吾来报告，皖东北敌人兵力不大，只占了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国民政府的专员盛子瑾很开明，正在发展武装，这更坚定了张爱萍发展皖东北的决心。张爱萍决意要到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７月12日，张爱萍撰文《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记述了当时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皖东北是徐州至南京的中间地带。控制该地区，可直接威胁徐州、蚌埠，间接威胁南京；破坏扰乱敌主要陆上（津浦、陇海）水上（淮河、运河）交通线，从而吸引牵制沿南北两侧向中原进攻之敌，成为华中战场的一个有力阵地。
彭雪枫和吴芝圃最终同意了张爱萍的计划，开辟皖东北根据地。会议结束后，张爱萍、刘玉柱、刘子吾三个人开赴皖东北。临行前，彭雪枫见张爱萍的鞋子破旧了，安排供给处给赶做了一双新鞋。到皖东北后，经中共皖东北特支书记江上青（江的公开身份是督查专员秘书）介绍，张爱萍很快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盛子瑾在泗县魏营子达成抗日协议。张震后来在《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中写道：“这时，由于我们对皖东北的情况不了解以及对开展这一地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派部队随爱萍去，失去了一段有利时机。”
张爱萍到皖东北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建立起辖五县十六区的皖东北根据地，并很快将豫皖苏与苏北连成一片，成为后来新四军第四师三个月反摩擦受挫后撤退的落脚点。 （时明金 魏腾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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