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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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字孟德,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文治武功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治方面有独特的建树。他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又十分懂得教化的作用。他在戎马倥偬中重文学、兴教育,大刀阔斧地革除社会积弊。他注意延揽文士,不惜重金赎回没入匈奴十二年的蔡文姬,重用来自敌对营垒中的文人陈琳。曹操在他的都城今河北省的临漳县建有专门与文人聚会的“宾馆”——西园。唐代诗人张说在《邺都引》中说他“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曹操还在他的故乡谯县(今亳州)修建了与文人聚会的“谯望楼”,其子曹植曾在楼上与文人聚会,作“画角三弄”。后来,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作家。这些作家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历史上掀起了诗歌高潮。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形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

曹操继承并推动了乐府诗的发展。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留下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诗歌、表章、散文等。这些作品发展充实了中国固有的文学形式,体现着作者的文学见解,对后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也使曹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位置,成为人们公认的文学家。

曹操的诗多和他的政治生涯密切关联,他常用诗歌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直抒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美好的理想,即使是咏景、写史,也无不体现一个政治伟人的壮阔胸怀和宏大理想,其诗悲凉慷慨、豪放激昂。曹操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三国志·魏书》说他“昼则讲武略,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乐府诗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固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远大抱负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曹操乐府诗有五言、四言和杂言三种。其叙事体乐府诗多用五言,抒情体乐府则多用四言。曹操的诗总体上取境雄阔,笔触粗豪,很少以细小处刻画;语言多尚本色,不重文采;节奏短促而铿锵。许多学者认为,曹操作诗,尤其爱好四言。因而,曹操又被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关键人物,因为《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有动人的作品,到了曹操时期才有几篇佳作问世。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可见曹操的出现的确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

曹操的《观沧海》是一首纯粹的写景诗,是我国诗史上最早一首描写山水的佳作,因而曹操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新内容、新情调,句法、词汇也不模仿《三百篇》。但真正代表曹操创作的新倾向,产生影响,成为当时主要文学形式的还是那些乐府民歌化的色彩更显著、语言更通俗的五言诗。他的五言诗在创作上摆脱了古典的束缚,并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也就是诗的民歌化。

五言诗不是曹操开创的,它酝酿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的建安时期。曹操非常喜欢五言诗,而且又有较深的造诣,所以他的五言诗作得很出色。曹操现存的诗中,五言体和五言杂体(以五言为主,杂以长补句)超过一半,其中有许多名篇,如《薤露》《蒿里行》《苦寒行》等。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而且由于他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脉相承的发展。

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现存散文150多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是书表类。曹操的散文同他的诗作一样,也很有特点,富有创造性。在汉代,散文由于受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散文的创新与发展。到了建安时期,散文开始摆脱汉代散文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完全改变了它原来那种板滞凝重的面目,变为清峻、通脱、华美、壮大之文。曹操的文章文体自由,不像以前作品那样受到束缚,也不避俚言俗语,以散句为主,不事雕饰,气韵流畅,疏朗畅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得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容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曹操的散文常常谈古论今,鞭辟入里。他最好的散文莫过于《让县自明本志令》。“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这种坦述心志跃然纸上,写得既严整,又潇洒,既见其诚,又见其伪。把自己想说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没有一点掩饰。

毛泽东在对历史伟人的评价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对曹操的文治武功无一贬词:“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曹操居相王之尊,如果他不重视文学,也不可能培养出才华出众的儿子,也就没有曹子建的才高八斗;更不可能产生出曹丕的《典论》以及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学精英。这样一个文学时代虽处于汉末,人们不称它为汉末文学,而称它为建安文学,不是没有道理的。曹操不愧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坛当之无愧的领袖。

(责任编辑:李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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