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也许就是“往礼”之出典吧。
现在的“往礼”已经泛滥如潮，有愤青直言：“简直成了人灾。”
当然，人为的灾害不可能像天灾那样突然降临，而是有其逐渐积累、爆发的过程，它是怎样逐步发展的呢？
究其实，这是一种道德山丘逐渐流失的过程。余生也晚，没赶上从前的时代，不了解古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往礼”情况，但上世纪70年代的往礼境况还记得。
1974年，我当时在农村当“耕读”老师，学校的一位同事结婚，有选择地请了本村“近门”的几家亲戚和几个朋友，近门的每家一元，朋友每人“往礼”二元，吃了一桌酒席，不记得有哪些菜品了，反正挺隆重的。
后来踏入工作岗位，工作过好几个系统，每个系统都会有不同的同事。人嘛，生老病死，均不可免，往礼也就成了常态。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低，礼金单薄，往礼大都是自愿，比如某位同事结婚了，大家凑个份子贺一贺；某亲友喜添贵子，众亲邻凑个份子，祝一祝。 二者皆大欢喜，吃一顿简单的酒席，互相打个牙祭，都以不使家庭财政“伤筋动骨”为前提。有一次翻弄老笔记本，意外发现1984年儿子出生时亲友来贺的“礼单”，清楚地记载着当时的“贺仪”，比如某大娘来贺，“鸡蛋20枚，花布四尺”；或某人来贺，“鸡蛋20个，礼金2元”等等，作为报答，我在“皖北饭庄”摆了一桌酒，请大家吃了一顿。记不清花了几十元了。
后来，工资逐渐增长，礼金也水涨船高，从五元，十元，再增至20元、50元，后来终于达到百元。
礼金“破百”的背景，有市场经济登陆、人们钱包由薄变厚的因素，也有富而思炫的因素。一部分人富了之后，诱发了另一部分人对富裕的渴望，于是，“往礼”就步入了邪路——少数人把“礼金”当成脱贫的跳板，把往礼当成赚钱的手段，社会上出现了请客的高峰，甚至把老人和小孩划成不同的板块进行经营。按照传统，生孩子只有满月酒一次“往礼”的机会，后来变成了一岁、三岁、八岁、十岁、十二岁生日，都要找个理由请客摆酒，吸纳礼金。这样的示范作用，有些人从不屑其行，到不忍其愤，到同流合污，于是，往礼终于日渐泛滥，礼金也一天天攀升起来。
礼金上涨，许多的“往礼”又是拘于情面，情不肯、意不愿地往礼，于是，就滋生出另一种现象：吃礼，赖礼。
吃礼之“吃”，是真吃啊！从前人厚道，往礼时只去一人“坐桌”，东家计算席面也好计算，请了多少家，除于八人一桌，照桌下菜，合隼合卯。吃席之人，守规守距，互相谦让。那个时代，肉菜金贵，每桌一碗扣肉，有八块“碗面”，大小均匀，每人一块肉，没有多吃的。有的老人赴席，惦念家中的孙子，一般不吃这块肉，拿一个蒸馍掰开，把肉夹在中间，用手绢包好，揣到怀里，回家犒赏爱孙。彼时菜品虽少，但互让互敬，没有多吃多占的。现在的往礼，有的人心有不甘，赴席之时，也就毫无愧色地阖家共往，如果家庭人口多些，一家子占了半桌，东家原先框定的“桌数”可能就会“冒账”，临时增加几桌，也就无形增加了开支。一顿饭吃下来，在经济上着眼，基本上是两败俱伤。双方难免心存芥蒂，以后，依次传导，纯朴的风气，日渐稀薄。
在下居住的小区属于搬迁小区，有的是整村迁来，开始时，乡谊浓厚，红白喜事多在家里操办，提前两天生火开席，大吃几天，结果越吃乡谊越薄——有的人家人口众多，希望邻居办酒席，有的一家两个儿子加上儿媳、孙子，基本上一家半桌，往礼200元，赴席消费几天，吃掉一千元不止，东家哪里不肉疼？
往礼的本意是增加乡谊，增加友情，凝聚亲情。现在，过多地渗入了利益元素，甚至成了一大公害，以至于政府出手管理，是很值得从文化层面上深入思考的。
也许，大家多“喷喷”，会有所改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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