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已经两年了。远离故乡，求职千里之外，我像年少时梦想的那样，不用“啃”父母，自给自足地生活着。
更确切地说，是不再“啃”父亲。
毕业那年，正逢母亲去世十周年。青春凋谢后，母亲也将永远埋葬在这段岁月中。她给我留下的东西不多，最重要的是两样。
一样，是我们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它是一种立足之地，意味着背水一战的底气和“过江东”的退路，意味着一切归零后不至于太窘迫的生活。它仿佛是一句遗言：孩子，妈妈还在，你要是累了，受委屈了，咱就不干了，回家！更何况，它还有一个院子，能让父亲停三轮车。
另一样，就是保持乐观的态度。母亲去世时，我正读初三。不止一位亲友说，他们最怕我在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崩塌后，摔在地上成为扶不起来的烂泥。但我好像在一种强大惯性的驱使下，继续埋首于案前，奋战中考、高考……彼时，我总会想到母亲。幼时的她大病一场后，右腿落下残疾。四十岁生下我后，身体每况愈下，拄着拐杖才能走路。但她每天都笑眯眯的，仿佛平静地活着已是一件足以快乐的事情。我想，那份惯性，就是母亲用十五年的潜移默化，种进我内心深处的一株向日葵。即使黑云压城城欲摧，它也会记得太阳的方向，坚定不移，向阳而生。
母亲走后，父亲和我相依为命。
从花甲到古稀，在同龄人饭后遛狗散步时，父亲在街上饿着肚子等着生意。生意来了，就踩着三轮车，拉一个比他年纪还小的“老人”去跳广场舞。一饭吃三天，一衣穿三十年，他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放下了“再找一个”的念头，只为攒够钱，供我去拼一个光明的未来。”
父亲不识字，却教会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吃苦。
这个词并不体面，让人想到忍辱负重、卑躬屈膝和潦倒不堪，甚至常演变成当下颇受批判的“没苦硬吃”。但想要跃龙门，除非生有双翼或者有人托举，否则，哪个人不曾摔得遍体鳞伤？
想想父亲，二十岁，走上几十里的路，挑着大粪去卖钱；四十岁，撅起屁股，一脚脚地蹬人力三轮车，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翻坡过桥；五十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继父母、大儿子之后，也撒手人寰；七十岁，仍旧低声下气，和三轮车一起，自给自足……
某种意义上，借着言传身教，父亲确实把我吃苦的能力上限抬得很高，在那一声声咳嗽、呼噜和呻吟里，我的心脏渐渐长成一个攥紧的拳头。当我的眼睛被雪亮的屏幕熬得迎风流泪，血丝比爬山虎还要繁茂；当五花八门接踵而至的活儿让我焦头烂额，把早八晚十、深夜一点入眠固化成身体的节律；当出差愈发频繁，舟车劳顿四个字源源不断地往身体里灌入水银，晚上躺在床上，大脑不受控制地天旋地转……我都能如深潭般，把这些落石全盘接纳。
当然，苦的比较，从不是为了衬托不苦，而是为了感恩。
毕竟，同样是吃苦，我是为了我自己，而父亲是为了我。
一穷二白的我，不吃下这些苦，如何换来跪乳和反哺的能力？
如果把对父亲的感恩比作一根杆子，愧疚就是影子，它在大地上延伸得很远很远，伸到我一辈子也无法抵达的远方。但，终于——写下这个词，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开始存下钱了。除了我，很少有人知道他全名，只唤作“老仇”或“大爷”的父亲，也该迎来姗姗来迟的清福了。
尽管已经迟到了太多年。
尽管比起他咽下的苦，我的那些苦微不足道得像是在地裂上贴的创口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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